常人的思想总是变动不居的，遑论一位不断反思着的“专家”。无论我们能在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中读出怎么样的主线，也不应该忘记，类似的主题的提出是以忽略某些精神的游移为前提的。以一种刻板印象式的方式理解某位思想家，在思想史上不得不说是有其积极的作用。同时，提出一种新的见解，也有可能促进学术的新进展。此种转换在学术史上屡见不鲜，韦伯——这位“高山之上”的大家——当然如此。
本书是韦伯的早期文集，编者的意图就在于此种转换，这是在序言中直言不讳的。按甘阳老师的话来说，便是“解构美国韦伯，重构德国韦伯”。所谓“美国韦伯”，简单来说便是作为社会学家，以“理性化”为其思想主题的韦伯。盖此便为编选这几篇文章的理由：此时的韦伯既没有明确提出“理性化”的概念，也主要作为经济史学家著书立说。这种解读韦伯的潮流，当始于历史学家、韦伯研究专家蒙森。
总而言之，我们得以窥见韦伯的多副面孔。但我们应始终牢记：大概率不存在一个“本质的韦伯”！
《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处境》/《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
韦伯最广为流传的作品，毫无疑问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惯常的对这本书的理解里，韦伯是“马克思的反对者”的面孔；这种偏狭的观点在今天早为人批判了，在多少了解韦伯思想的读者眼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呈现的是韦伯“马克思的对话者”的面孔。但总而言之，“美国韦伯”是与马克思相分殊的思想家。
而在这三篇文章，特别是前两篇文章中，韦伯向我们展现了与马克思亲近的一副面孔。
在《古典西方文明社会衰落的社会原因》一文中，韦伯提出了一个对古典西方文明衰落之原因的解释：自然经济与罗马社会结构的错配；而这种社会结构，又相当程度上是罗马经济结构变化的产物。这实在是太马克思了！
但是，对于经济之变迁动力的解释，韦伯还是与马克思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韦伯这里，欠缺的是抽象的“生产力”的概念，以及将生产力作为某种原初动力的理念。在韦伯后期的著作，如《经济与社会》中，清晰呈现的一个观点是经济与经济变迁的本质在于“具体情境下的利害考量”。这毫无疑问与历史学的“特殊主义”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韦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贯彻。
这一观点倘若得到完全的贯彻，其理论后果便是对经济变迁做通则解释，并在其中发现一种主导性力量的观念之退散。诚然，这构成了韦伯著作内部的某种紧张关系。十分明显地，这类“主导性力量”并未在韦伯的著作中消失，从不甚明晰的“新教伦理”到清晰的“理性化”概念，这样的理论倾向或明或暗地交织于韦伯对于经济与经济史中具体情境下利害考量的繁复分析中。
经济变迁之动力在于具体的利害考量的观念，在这三篇文章中已然模糊可辨。但在此处更为明显的是，这种利害考量有其结构化的一面，其居于“传统”或者“文化”之下。而在韦伯后期的著作中，这种利害考量盖沿理性化之河流奔涌向前。另外一个值得指出的不同是，在此处，文化与精神的要素尚未被囊括在“利害”之中；这与韦伯稍晚一些的著作，特别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相比，毫无疑问要更接近于马克思。
在《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处境》一文里，韦伯简直成了一位社会主义者！这恐怕有些误判了韦伯的政治立场。但无论如何，我们很难得出结论，在韦伯对农业工人悲惨处境的描述中，不包含哪怕一丁点儿的同情。“在东部农业，阶级斗争是一场徒劳而无望的战斗。”
当然，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韦伯的批判更多是基于维护德意志民族“文化”与精神的民族主义立场，而非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阶级立场。
在这篇文章里，韦伯多少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与进步的政治倾向。后者在韦伯的思想中多少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只肖看看韦伯晚年那两篇誉满天下的演讲便可知一二；而前者则可谓改张易调。此种差别，正如韦伯本人所说：“如果上述发展趋势具有支配性的自然法则的特征，那么，确认这些令人不愉快的情形也许只不过是一种现在时髦的倾诉社会政治疾苦而已。然则，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很难说“理性化”是否完全具备韦伯所言“法则的特征”，这涉及到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理性的铁笼”的逻辑是与上面这段话前半部分相似的。
《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这篇演说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文献，我丝毫不怀疑，倘若它再长一些，完全会作为单行本而出版。而且它完全有理由再长一些，因为在这简练的文字中，包含了如此多重要的主题与观点。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传达的一个观点，毋宁说是我们对《学术与政治》的某种误读，现今已处尊居显。这便是学术当不偏不倚，摒弃价值判断。
韦伯在这篇演说里，毫不掩饰地展现了自己“傲慢的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除了对斯拉夫人出言不逊以外，韦伯亦对本邦“颇有微词”，这事也偶有人提起。）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韦伯吗？但是，还有一种解释不能完全被排除，那就是韦伯在此处进行了“常人方法学”的实践，他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出民族主义者的丑恶嘴脸，特别是揭露出那些民族主义的学者的丑恶嘴脸。话又说回来，韦伯又怎么会是一个“钓鱼佬”呢。
本文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是国民经济政策自身的价值尺度？”，其关键在于“价值问题”。
“只有那些一味从纯粹柏拉图式的技术主义兴趣出发的人，或反过来，只有那些一味从某一特殊阶级（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特定的现实利益出发的人，才会相信从研究材料本身中他就能得出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价值与研究材料间的断裂（那么同时是与研究过程的断裂），是韦伯一直抱持的观点；这个观点还可以有一个推论，那就是对研究过程中价值判断有效性的否认。区别在于，韦伯有时候十分强调这一点；而在这里却对这个推论不置可否，转而关注存在于别处的价值尺度问题。实际上，倘若我们熟悉韦伯“价值关联”的意涵，就不会对前述现象有丝毫的诧异。韦伯如此客观的描述“价值关联”，竟使我们失其本意了。
韦伯所欲批判的是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历史学家的责任本应对历史事件采取批评的态度……但实际上往往在最需要批判精神的时候历史学家恰恰放弃了批评态度。”具体言之，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分析出发点”各自的错误倾向。“一种是我们主要自上而下地观察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辩护士……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自下而上地观察经济发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自觉地站在了这些上升阶级这一边。”韦伯在这里批评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的辉格解释”。
但我们毫无疑问可以为这些受批评者辩护，倘若他们所抱持的就是以特定阶级利益为其价值尺度的观念，那么韦伯的批评还有多少份量。实际上，韦伯的批评兼有形式与实质、方法论批判与价值批判的色彩；孰轻孰重，还真不好说。也唯有更清晰阐明这一问题，韦伯的批判才更有力度。
在其中，韦伯形式的、方法论上的批判，关联着他一系列“元理论”的认识，这在本文中展开得极为有限，故此按下不表。而韦伯实质的、价值上的批判，当基于其民族主义的立场。
韦伯自然是毫无心理负担地宣称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立场，“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在韦伯所处的历史情境中，这是十分正当的，也是十分常见的。正如甘阳老师在序言中说的，彼时彼景恰如此时此景，徳国一战前的处境，与我们今天的处境何其相似；韦伯所面临一系列时代问题，与我们这辈人面临的时代问题，又是何其相似。
这种民族主义立场，相当程度上基于一种对“民族精神”概念的实在论——同时也多少是“实体论”的认识；这与我们现在熟知的，《想象的共同体》等著作所表达的观点大相径庭。“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经济统治阶级的组织，相反，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此类观点来自徳国历史法学派，而罗雪尔似乎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见《罗雪尔与克尼斯》）。当然，德国的精神传统大概率相当强烈地影响了上面这些人，包括韦伯。（我暂时不能确证韦伯在何种程度上反思了这一认识，只有缺乏考据的感觉：在“元理论”层面有所批判与重构，而在价值判断与政治立场上则全无变化。后半部分多少有《学术与政治》作为支持。）
民族主义必然要求弥合各阶级的利益分殊，去追求整体民族的利益，这与马克思的革命观点迥然不同。故而其背后多少关联着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反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此文中自然有所呈现，其中较为重要的是：（1）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与其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当代对所谓‘经济’的夸大强调所导致的一个虚妄之见恰恰就在于，人们认为，政治共同体的归宿感已不足以维系时时偏离的经济的日常利益，而且事实上这种归宿感本身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种经济基础才支配着经济利益组合的变动趋势。但这种说法只有在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迁的情况下才有一定道理。”（2）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歧。而不太重要的则是（3）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反驳，“日耳曼和波兰这两个民族，长久以来在东部都面对同样的生存条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或许会认为，这两个民族因此都拥有同样的身材和心理特征。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物竞天择过程：一个民族兴盛、一个民族衰落。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获得胜利。”
“经济政治领导阶层的特殊职能恰恰就是要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事实上这是这些阶层存在的唯一政治理由。”故而经济政策能否具有其应有的价值尺度——即民族主义，必然系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行为倾向与可能性。在此处，马克思主义式观点的必然结论是，此种构想只有在特定的情况，即统治阶级的利益恰好是民族的利益之时，才得以实现。由于同时缺乏马克思主义中其他极为关键的前提性认识（有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韦伯认为这种情况几近于巧合。而正好相对地，韦伯认为统治阶级是能够以民族主义作为价值尺度的，只要它是个“政治上成熟”的阶级。
我们不好说“政治上成熟”阶级的存在单纯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还是此一目标必须要有的前提条件（故而必须假设它的存在性），还是在韦伯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可以“有效”实现的。（这不就是革命之主体问题的逻辑吗？）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韦伯眼里，当时的徳国尚无任何一个阶级具有此种成熟性。“不消说，由一个经济上的没整阶级实行政治统治是危险的，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是有悖于民族利益的。但更危险的是，那些已经开始掌握经济权力从而跃跃欲试期待接管政治统治权的阶级，却远未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以掌握国家的航向。德国目前即处于这两种危险同时并存的状况中”。而只有通过政治教育才能改变这一局面，“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再不能延迟”。盖《以政治为业》亦发端于此。
（很显然，今天的徳国政坛，这一危险的局面更甚了。）
韦伯此时似乎尚未着手对政治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对党派的分析。故而其时还是以阶层及其分殊作为讨论的前提，而完全忽略了党派之争，更忽略了作为条件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便使得韦伯方案的现实可行性大打折扣。
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当韦伯见证了纳粹政权之后，是否会改变他的立场与观点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
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农村社会学发展，不能说很有价值，只能说相当好用。韦伯在此处说出的观点，在忽略韦伯本人思想史的前提下，在不施以激进诠释学的情况下，并没有多么深刻（杠就是你对！）。但是，借大师之口说出一些浅显的观点，往往比借自己之口说出更能消除无谓的争吵；而韦伯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地位。
以下仅就摘录。
“美国农村社会结构和欧洲农村社会结构有什么不同之处？为何有如此不同之处？这一比较也许不无裨益。这种不同是由资本主义对欧洲农村社会的特殊影响所导致，欧洲社会是古老的文明社会，人口更为稠密，因此迥异于美国农村社会。……农业无可避免地受传统力量的支配。传统力量在欧洲大陆产生和维持的那些乡村人口的类型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再现于一个新的国家如美国。欧洲大陆农民才算这些类型。”
“旧有的经济秩序关心的是：我如何能在这块土地上养活最大数目的人？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所关心的是：我如何能在这块土地上，以最少劳力，向市场供应最大数目的农产品？因此，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角度来看，传统农村社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
“与英国的地主不同，欧洲大陆贵族与农村的联系，并不仅是基于经济利益，也不是仅仅因为喜爱乡村的娱乐和运动；这些贵族代表作为农场主往往自己参与这些经济冲突，而且与农村的关系非常密切。资本主义对农村贵族的瓦解作用因而特别严重……资本主义和传统农业社会的冲突已染上政治色彩了。如果都市资产阶级已经牢牢掌握了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扎根于农村的政治精英中心，连同他们古怪的社会文化，是否就要没落？而都市是否就要成为政治、社会和审美文化的唯一载体而成为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者？问这个问题，也就等于问：像传统农村贵族这类有独立经济基础，可以为政治和国家服务的人(live for politics and the state)，是否要退出政治舞台，而让位于要靠政治和国家找饭吃(live on politics and the state）的职业政客呢？”
“任何人到德国的农村到处走走，都不难发现，徳国农村社会存在巨大的结构差别……而徳国国内的大部分政治矛盾，则是基于徳国东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差别。”
韦伯在此处所关心的主题，是资本主义拓展之下农业社会如何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是现代化的问题；这是韦伯那个时代的徳国与今天的中国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韦伯的分析浅尝辄止，其对美国的预言今天看也大概是落空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出本节第一段中那句颇有争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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