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饥荒一般指的是1942年7月开始到1943年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之一。这场大饥荒的范围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安徽。
平息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由于河南地处前线，有下级瞒报、政策失误、交通堵塞等原因，导致河南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大约15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1941年开始，河南开始出现旱灾，收成大减。当时几乎没有浇水设备，为了多产几粒粮食，农民没日没夜的浇水抗灾，然而，还是有很多百姓断了粮，只得食树皮，啃草根，煎熬的过着日子。1942年，持续了一年的旱灾刚刚平息，却又遇到了蝗灾，蝗虫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接二连三的灾害使河南大部分地区收成寥寥无几，甚至绝收。
一时间，饥饿如魔咒般降临到中原3000万人头上。空气中充满了宁静、恐怖的气息，整个河南饿殍遍野，饥尸纵横，每天有上千人被饿死，而这些不幸的死者大多被遗弃在路边，任其腐烂，成为野狗的食物。一位亲历者回忆道：“1942年，我只有8岁。我看到一只野狗，叼了个死人头跑过来，这惨烈的一幕，时常进入我的梦境。”
当遍地绝望的时候，茫然的灾民只能向着更远的地方，寻找希望。人人都处在饿死的边缘，挣扎着，痛苦着，沉默着，与死神做着斗争，一批批面黄肌瘦的灾民，他们成群结队，带着一家老小，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带着祖宗的牌位，逃离故乡。
这些灾民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有艰难的逃亡。消息闭塞的年代，他们不约而同的将希望寄托在通往外省的火车铁路上。或许他们只是听说这次饥荒挨饿的人很多，但他们一定没有想到，当经历着相同命运的难民聚集到一起时，是三百万！在逃亡的路上，形成了一个300万人的难民潮。他们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
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灾，蒋介石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
同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展开[2]。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9月到10月间，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9月后，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河南省救灾委员会相继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节食救灾办法》等政策法规。并设立难民收容所，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逃亡。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临时防疫注射队，为鲁山等地的难民注射疫苗，减少了一些无谓伤亡。
10月30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为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开始实施各种以工代赈。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1942年，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命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沿陇海线，在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去逃荒的灾民。后择定广武、洛阳、灵宝、常家湾、阌底镇等5处各设一厂，统限1943年1月1日组织成立，开始收容西上灾民。其经费全部由中央拨付报销。自设立至结束，共耗费经费800余万元，救济灾民达55.8万余人。此外，省内各县亦普遍设立粥厂，总计4289处，收养灾民189万余人。
为救济流民，救灾委员会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一、由省府出面向陕、鄂、皖等省交涉，求其允许河南灾民入境并赐予安置，灾民可在火车站乘坐免费的火车前往陕西；二、指定管理流民计划，令各县对确无生路的灾民，加以登记编组，发给证明文件，然后准许出境谋生，并在沿途指定人员管理或派员护送，以免滋扰。三、在洛阳组设办事处，与潼关火车站一起专门办理赴陕灾民的运送事宜，并由省府出资在潼关火车站发放救济费，灾民每口发给伙食费5元。最终的移民结果，由省府遣送在洛登记赴陕灾民约计318，500余人；由各招待所遣送入鄂者21，966人（另有自主赴鄂者10万余人）。与此同时，省府还命令前线各县，须“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从河南全省县政府到省政府全面出动，单1943年前由收容所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万人，而各县组织登记发放到其他各省，如赴陕灾民32万，赴鄂灾民2.2万，另蒋介石令河南省府在陇海铁路沿线设立粥厂救济灾民，各县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河南八区开仓放谷给灾民，总计达35万石。从陕皖鄂总购进平粜粮2450万斤，配发各县。针对流向陕西的难民人数众多问题，河南省赈济会在全省各市设立了办事处，主要工作是有序运送难民。省政府并致电陕西、湖北、安徽等邻省，呼吁“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 虽然政府做了相当安排，但临近冬季之时，灾民死亡率急剧上升。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卖妻卖儿、易子而食等事件。
自然灾难是无法避免的，而灾难前居安思危的准备和应对预案，以及灾难来临时的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精诚团结应对灾难才能将损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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