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阐述的是对我整个职场影响较深的思想之一。当年上大学，从《读者》上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觉得貌似很有道理，记住了。进入职场后，发现这简直就是某些看似不可思议、却又一遍一遍发生的事实的背后真理。后来知道它还有『鲶鱼效应』、『逃离舒适区』、『可以共苦不能同甘』等等不同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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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随笔中谈到过有关的士司机的经历。与其他城市相比，这种经历以发生在纽约的最为有趣，原因有三。
第一，纽约的司机来自世界各地，语言、肤色都各不相同；每个人都配有一张小牌子，上头写着自己的名字。因此，每次上车后，辨认他们究竟是土耳其人、马来西亚人、希腊人、犹太人还是俄罗斯人，就成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中的很多人总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电台来相互联系，电台里说着他们的语言，播放他们的歌曲，因此，有时打的去中央公园就好像是打的在加德满都旅行。
第二，在纽约没有人把的士司机作为终身的职业，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份临时工作；因此，坐在的士方向盘前方的有可能是一名学生、一位失业的银行员工或是一个刚来不久的移民。
第三，纽约的士司机总是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某个时期内，大部分司机都是希腊人，过一段时间后又变成了巴基斯坦人，之后又是波多黎各人，诸如此类。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移民的浪潮以及各个种族的胜利：当某一群的士司机从这个行业消失时，就意味着他们碰到了好运气，声势壮大了，说明他们可能转移到烟草店、蔬菜店里工作，转移到城市的另一个区域生活，登上了一个新的社会台阶。
因此，除了能够观察的士司机个体的心理差异（有癔病患者，有厚道热情者，有投身政治者，有反对某主义者）之外，出租车更是一个观察社会现象的绝好场所。
上个星期，我碰到了这样一个司机：他是有色人种，名字很难拼，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巴基斯坦人。聊到这儿的时候，他问我是哪国人（纽约的外来人口相当多），我说我是意大利人，于是他就开始问我问题。看上去他似乎对意大利相当感兴趣，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是因为他对意大利一无所知，既不知道意大利在哪儿，也不知道那里说什么语言（通常，当你告诉一个的士司机说在意大利人们讲意大利语时，他们都会感到很震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全世界都在讲英语了）。
我快速向他描绘了一下，说意大利是一个半岛，中部是绵延的山脉，而周围则被一圈海岸线包围，那里有许多美丽的城市。当聊到意大利的人口时，他惊讶于意大利的人口居然那么少。随后他又问我意大利人是否都是白种人，还是多种族混杂，我向他大致解释说：起初，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白种人，但现在也有一些黑人，不过数量总比美国要少。他当然也想了解意大利有多少巴基斯坦人。我回答说，可能有一些，但比菲律宾人和非洲人要少。听了我的回答，他显得不太高兴，或许在想为什么他的民族不愿意去意大利这个国家。
我又傻乎乎地告诉他说意大利也有一些印度人，他立刻怒视着我：我不该把两个如此不同的民族相提并论，不该提起这个在他心目中如此低等的民族。
最后，他问起谁是我们的敌人。我问：“什么？”于是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他想知道意大利人目前正和哪个民族进行战争，不管是为了领土争端、种族仇恨，还是边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说我们没和任何民族打仗。他继续耐心地问我谁是我们历史上的敌人，也就是那些和意大利人相互残杀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们没有这样的敌人。最近的一场战争发生在五十多年前，即使是在那场战争里，我们也没有搞清楚过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盟友。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并坦白地告诉我说他认为我在撒谎。一个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
那件事就到此结束了，我为本民族这种麻木的和平主义而多给了他２美金的小费。但我一下车就忽然想起了本应该在刚才告诉他，却一时没有想起的正确答案。这种现象被法国人称为“ｅｓｐｉｒｉｔ ｄ＇ｅｓｃａｌｉｅｒ（马后炮）”。
我应该告诉那个司机意大利人是有敌人的。但那种敌人却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也根本无法确定谁是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总是在内部持续地争斗。意大利人之间总是在斗争：城市跟城市斗，邪教与正教斗，阶级跟阶级斗，政党与政党斗，同一政党中的成员相互斗，大区跟大区争，政府跟司法部门争，司法部门又与经济部门争，国家电视台与私人电视台争，联合政府之间的成员互相争，部门与部门争，报纸与报纸争。
我不知道那个司机是否能听懂我这样的回答，但如果我刚才这样回答他，作为一个没有敌人的国家的公民，至少不会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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