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制度的引入，使得刑事辩护除了技术色彩之外，还带了些许哲学的味道——要不要认罪认罚，这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应该如何做？
第一，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并不大。我们选择认罪认罚，首当其冲是想要获得量刑上的宽宥。根据我的观察，幅度会有，但并不明显，至少远没有宣传的那么大。按照宣传，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各自认罪认罚的，可分别减少基准刑30%、20%、10%以下。某案件，三人共同犯罪，量刑情节一模一样，认罪的二人判了三年半（42个月），不认的判了三年九个月（45个月），减轻幅度也就不到7%（根据我的体验，大多数实际判下来的幅度也就是6%到8%之间，当然，数据没有经过统计抽样，只是一种自然感受，若感受不同，也请勿喷）。
给我的感觉是，检察院想拔高认罪认罚的分量，但是法院并不太买账。宣传中的幅度只存在于检察院的量刑建议阶段。如前面提到的案件，检察院称认罪建议三年到四年，不认建议四到五年。按照这个建议的尺度来看，确实能达到宣传中的幅度（直逼30%）。但实际情况是，不认罪认罚的案件，检察院很少再给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即便给，对法院也没有刚性约束。所谓认罪认罚，在法院的量刑中，没有体现出比传统意义上“认罪态度好”更高的权重。
第二，在某些情形下，认罪认罚只是检察院降低证明标准的工具。在这些案件中，认罪认罚与否，对量刑几乎没有影响，检察院追求的只是“认罪认罚”带来的证明标准降低和举证程序简化。比如，我手上有个刚诉到法院的案子，拒绝签认罪认罚后，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竟然与认罪认罚的量刑建议分毫不差。这样的认罪认罚，对认罪一方没有任何意义。再如，某案件检察院法院多次做工作要求认罪认罚，但又无法给出量刑承诺。硬挺着不做认罪认罚坚持无罪辩护，最终还是判了缓刑。我很感谢这个案件的法官，因为她隐晦地暗示过我不要认罪认罚。那个法院严控缓刑，需要上审委会，如果走认罪认罚，这个案件无疑会“泯然众人”，很有可能缓不了。
第三，检察院往往带有有罪思维，他们的量刑建议不一定客观准确。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检察院认为自己给的量刑建议已经很轻了，但这是有罪推定思维下的产物。最典型的莫过于银行卡套现洗钱类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检察院倾向于认定银行卡中流水全部是赃款，而法院裁判时，却往往只会认定上游犯罪查实部分。两种思维方式对数额的认定天壤之别，量刑自也无法同日而语。
第四，认罪认罚的“体验感”并不好。由于侦查资源的匮乏，很少能有案件能够真正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对事实的还原永远只能是概略的和近似的。一些客观事实上的出入，也许不具备法律技术层面的意义，但却有显著的释法说理排解社会矛盾的价值。认罪认罚减的那点刑期，与充分的受尊重的完整听审比起来，社会层面的价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我作为辩护人感受非常深，可以这样讲，哪怕是认罪认罚判缓刑甚至取保出来的，只要是他觉得事情没搞清楚，他就始终会有一种被国家冤枉了、欺负了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最终会转变为对司法程序的不信任，当这种不信任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如何，不得不谨慎评估。
真实的情境中，情况还要更加复杂，会有更多的因素干扰判断，而这些因素可能与认罪认罚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比如，在人数众多的案件中，会面临“囚徒困境”式的博弈，要不要认罪认罚，还需要考虑其他人可能的态度。
选择之所以总伴随着艰难和痛苦，是因为无论如何选，都会留有遗憾。就像一条无法回退的分岔路，走了其中一条，便会永远错过另一条的风景。选了红玫瑰，红玫瑰就是蚊子血，白玫瑰是床前月；选了白玫瑰，白玫瑰就是饭渣子，红玫瑰则成了朱砂痣。
认罪认罚的未来一定会很好，但现在的认罪认罚并不完美。如果选择了它，就要接受它的不完美；如果拒绝它，也要承受相应的风险。
毕竟，选择的同义词是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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