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张宏杰老师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觉得写得很赞，特此梳理总结。
春秋时期的贵族社会
春秋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是整个社会充满贵族气息。两国交战，基本都会遵守社会默认的规则，那时候的“兵”是“厌诈”的。虽然宋襄公在宋楚之战中非要等敌方列好阵才进攻的做法被毛泽东称作“蠢猪式的道德”，但是其所作所为确是春秋时期贵族气息的典型和写照。
汉唐时期的士族社会
秦末楚汉之争，出身底层的刘邦战胜了贵族之后的项羽，随着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的贵族气息渐渐褪去。这时的达官显贵基本由各大家族把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描述了魏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的富贵。在这个时期，推翻前朝建立新朝的也都是一些大家族，比如结束三国混乱局面建立晋朝的司马氏、终结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态势重新统一中国的杨氏以及推翻隋朝建立唐朝的李氏。
宋朝时期的平民社会
虽然科举制始于隋朝，但是当时的科举制只是作为人才选拔的一种辅助机制，每年进士及第的平均不过二十几人，但是到了宋朝这个数值增加到了两百多人。社会晋升阶梯的明显拓宽给很多平民创造了改变自己甚至是家族命运的机会。相比于唐朝，宋朝不尚武，在对异族的战争中，屡屡给打趴下。宋朝的人民也没有唐朝人那般自信豁达、雄健阳光，唐朝女性毫无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之忌，低胸装放到现在都可以算得上开放。但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如果选择一个朝代穿越，很多人的选择会是宋朝。这是因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自己是由武将之身夺了后周的天下，所以对武将十分忌讳，重文轻武是宋朝的官场文化。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高，所谓“刑不上士大夫”，文官即使犯了错，受到的惩罚一般都是贬官，而不会有性命之忧。
元明时期的流氓社会
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南宋王朝也难逃被灭国的命运。不同于后来的少数民族满清，蒙古占领中国后，并没有打算融入中华。他们不学汉语、不与汉族通婚，将人分为四等，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元政府的官员基本由蒙古人把持，很多汉人为了获得官位，不惜冒充蒙古人，取蒙古人的名字、穿蒙古人的衣服。从这时起，中国已呈现流氓化的倾向。
到了朱元璋起义成功，整个社会的流氓化倾向就愈发的明显了。朱元璋自己就是个游方和尚、地痞流氓。在成功当上皇帝后，为了确保自己的子孙永享天下，将自己的所有儿子封到各地为王。为了监控各官员的状态，建立了锦衣卫的特务制度，随后更是建立了东厂和西厂。这些特务组织与流氓无异，潜入高官家中，偷听偷看。宋朝时，知识分子有极高的地位，但到了明朝，动不动就被“廷杖”。知识分子的面子和荣誉早已荡然无存，更心寒的是，明朝的知识分子竟以能当廷受刑为荣。明朝更是出奇葩皇帝的朝代，有做木匠的、有把打战当游戏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整个明朝，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充斥着一股流氓气息。
清朝时期的奴隶社会
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理巨大的影响。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次考验，一次屈辱，一段尴尬。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屈辱地活下去。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到了清朝，受清朝臣子自称“奴婢”的影响，中国整个社会气氛从流氓化向奴隶化转化。
中国和古希腊的区别
为什么同一时期的中国和古希腊，一个走向了专制，另一个却走向了民主？这主要是由于二者的地理条件不同导致的。中国属于大陆农业国家，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父亲及宗族兄长的经验显得十分有利和必要。与中国不同，希腊则是一个海洋国家，在受到外族入侵或人口增长压力时，会选择远渡重洋。对于航海而言，年轻强壮的身体素质十分重要，而年长者则恰恰欠缺，这使得在希腊，父亲的地位明显低于中国。这点可以从两国的神话、传说及故事的区别中看出，在中国，赞扬的都是孩子如何孝顺父亲。而在古希腊神话中，则随处可见儿子对父权的挑战，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就是其中的典型。
由于中国是个封闭的陆地国家，当一个部落崛起后，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武力征服相邻部落，而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就必然会建立起个人崇拜和专政政权。与此相反，希腊各城邦间则采取了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需要迁徙时，大陆采取的是整个宗族拖家带口一起走，这有利于血缘社会的稳定。而对于海洋则只能是来自不同地方身强力壮和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一起前往，这有利于契约社会的构建。
挣不脱的血缘链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口是从血缘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而中国文化一直没有突破这个关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之”，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自主权。直至今日，很多的中国人依然无法做到为自己而活。如果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发达了，就必须提携自己的亲人。当然，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从血缘社会发展到了熟人社会。在血缘纽带彻底瓦解了的城市里，人们千方百计构建各种“拟血缘”关系网，认老乡，攀亲戚，找校友，寻同学，定期聚会，“联络感情”，为的不过是办事方便。
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促进了“群体利益至上”观念的形成。对集体主义的偏好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在中文里，凡是包含“私”字的词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贬义的，比如自私、私心、徇私舞弊、私通、私奔、私愤......。相反，一切与“公”有关的词汇则都是褒义的：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公开.....自古以来，我们就习惯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粗暴侵夺个人权利，而实质上，这些巨大的名义，往往是一家一姓利益的伪装色。这种极端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
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
清代以降，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的国民性特征包含狡猾、懒散、自卑、麻木等一些列缺点，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柏杨、龙应台等文人都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和意见。其中以鲁迅和胡适间的针锋相对最为典型。
鲁迅和胡适都是“五四运动”的领袖，那时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但是后来由于对国民性改造方式及中国政体等意见的分道扬镳，二人渐渐不合。经过袁世凯洪宪复辟、曹锟贿选等一些列事件，鲁迅认为国民性改造必须先改造个人，不然即使建立起了中华民国这样的制度和政体，由于中国人的素质还达不到珍惜自己手中选票和权利的要求，最后依然会演变成专制和独裁。胡适则用了“开车”的例子来说明上述观点的荒谬：改造国民性相当于拿驾照，而开车相当于民主政体，如果按照鲁迅的观点是拿到驾照才能开车，但是在拿到驾照前不能碰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我都没机会碰车，我怎么能拿到驾照呢？所以胡适认为先建立起先进、合适的制度并没有什么问题，曹锟会通过贿赂的方式获取选票至少说明选民手中的票是有价值的。
在看到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后，鲁迅认为中国可以仿效苏联，通过暴力快速地建立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胡适虽然对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多有不满，但相信中华民国是中国合适的政体，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时间，不可操之过急，我们应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鲁迅和胡适的区别还有：鲁迅经常变换笔名，而胡适只有实名，胡适认为应该为自己的观点负责；鲁迅虽然经常针砭时弊，但是几乎不提建设性的意见，而胡适往往在批评之后会提出改正方向；鲁迅和胡适虽然意见向左，但二者看待和评价对方的方式有别，鲁迅对胡适完全是批评和讽刺的态度，而胡适对鲁迅通过小说、杂文的方式对国民性的揭露表示了赞同和尊敬。通过上面的描述，是不是觉得鲁迅没有想象中的伟大、胡适比想象中的可爱呢？由于鲁迅支持共产主义，而胡适跟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咱们的教育就明显地捧鲁贬胡是不是不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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