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第二阶权力意志理论上是一种总体意志，也就是未经强化的包含着众多个体意志在内的群体意志，即家族权力在组织原则上不是集权式的，而是更接近于你们所说的“民主式”的，家族内部事务通常都是以协商的方式解决。我们之所以不允许把家族意志强化成为整体意志，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家族权力与王权发生抵触，总体意志相对来说组织能力较弱，更适宜作为王权的补充，并不与王权相矛盾。而且，同一家族内部成员的数量一般不会很多，再怎么庞大的家族就算加上管家和仆人也很少有成千上万人的规模，族人们相互间几乎没有不熟悉或不认识的，居住地也不可能相距很远，召集会议、协商问题的基础是比较扎实的，并且基本不会出现生死攸关的利害冲突，很适合进行民主商议。
群体商议不是胡言乱语，协商机制还是必不可少的，家族议事大多会选择在节日祭祀之后随即进行，或是由族长临时召集。咱前面说过我们没什么平等的概念，即使在家族议事中也是这样，礼制在家族活动中是必须得到遵守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家族中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该参加什么样的活动，该就怎样的问题发表意见。家族中首先是依照血缘关系确定远近亲疏，按照议题的牵涉范围选择与会者，其次是以年龄和学识划分地位等级，地位高者的意见会得到更多的尊重，族中的长者和学者会得到优先发言的机会，最终讨论出合理的、能得到多数人认同的说法作为商谈的结论和实施的方案。
大体的机制就是那样，礼法是维持家族内部友好协商的必备条件，否则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固执己见、互不相让，意见不和打起来也不是不可能的。虽说礼法不宜僵化，在道理和仁义的要求面前，既定的礼法是可以做出让步的，可一旦全然失礼，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如果多数人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而造成家族分裂的话，在我们那时将被视作是件非常值得羞耻的事情，是分裂的家族中每个成员德行上的重大污点，尤其是对那个家族的族长、长老们和学者们而言，更是能让他们名誉扫地的事情。我们认为，家族的分裂是自然对家族中每一个成员的惩罚，因为他们不能友好地对待彼此，所以他们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如果他们都能恪守仁、义、礼、智、信的德行，修养自己的言行，努力寻求与族人齐心协力地行事的话，一家人不会有谈不拢的事情。不能与家人友好相处的人，在与之合作的时候是需要加点小心的，毕竟曾经有一些对其非常了解的人作出过“此人不值得共事”的评价，在不清楚具体的原因的时候，叫人怎能不防？
当然，在部落时期，家族内部的确曾经实行过极权制度，所有家族成员皆受制于部落酋长或大巫，不过那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当王国成立的时候，家族权力便必须服从于王权了。可是，直到封建后期，依然还有些豪门家族保留着“家法、私刑”，严格说来那些都是非法的，是对王权的侵犯，但由于我们当时的社会支付不起太高的司法成本，国家执法力量相对较弱，法令很多时候只下达到县一级行政单位，家族内部只能完全靠百姓自治，私刑只要不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或无人状告，朝廷一般是不会主动插手、干预家族内部事务的。从法理精神上来说，我们既然支持家族自治，就必然要给家族预留一部分行政管理权限，不然家族是很难对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的，因此我们原则上允许家族制订一些有规范性和惩罚措施的规定，这些规定只能对家族内部成员生效，而且那些惩罚措施只能以教育警示为主（比如公开批评、降低其在家族中的地位等），绝对不能对受惩罚者的生命健康直接构成威胁。无论如何，家族权力不能篡夺和代行王法中规定的生杀予夺之大权。
鉴于家族在个人德行的养成和评判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采用的社会人才选拔制度都是“荐举制度”，即由家族或某些知名人士推荐出一些有学识、有德行的青年才俊担任社会职务和国家官吏，被推荐者代表自己的家族参与社会事务、履行社会职责。如果被推荐者有贪污、渎职等行为并遭到追究，那么其所在家族的声誉和名望也将同时受到严重的损害，当然要是他做得非常出色，他的家族也会收获荣耀，我们以此防止家族推荐出品行不端的人来，也鼓励那些被推荐者兢兢业业工作，为家族争光。不过后来我们发现，有些豪富之家或权贵家族在垄断了上层社会的话语权之后，便开始彻底扭曲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使国家权威为自己和自己家族所用，甚至强行推荐自己家族的成员担任重要的国家官职，架空王权、阻断百姓与王者间的联系。为了避免荐举制度的缺陷，防止富豪或士族利用人情、族裔关系霸占国家权力，我们在后期改行“科举制度”，不再靠推荐，而是靠规范性极强的学术考试选拔人才。可科举制的缺点你们也知道，著名的“八股文”就是这种制度造就的不好结果，虽然我们后来改进了科举制度，好歹增加了一点应试的灵活性，但根本问题始终没能彻底解决。直到你们现在实行的各种选拔制度在内，好像也不外乎是规范性考试、试用考察、然后通过在试用期的了解进行能力和品行的评判，再由主管人员决定是否正式聘用，本质上还是我们用过的那些选拔方式的复合使用，只是你们通过技术手段和复杂的监督措施弥补了选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漏洞，我们那时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则无法实现太复杂的监管机制。
可见，家族作为我们那时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一方面其稳定存在对社会德行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某些势力过于庞大的家族在局部或整体上又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然而不管怎么说，家族群体这种天然存在的生命集团，一直被我们当作是社会伦理和组织的基础，只是我们需要对其设定一些规矩，用来规范家族的运行、成长模式，使之既能稳定存在，又不至于过分扩张或完全自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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