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北宋
我出生在中原一个小村落，叫宋村，村子里百分之九十五的村民都姓宋，我家是外来户。村子规规整整，坐落在从南到北一条乡路的东边，另外一条乡路的北边。
村子分为三还是四道街？我竟然从没弄明白过。小的时候能走完一整条街就是一场冒险，去别的街道就像去另外一个世界，哪哪都不一样，新鲜事物琳琅满目。现在想来无非是每家门口略有不同，谁家种了一棵不一样的树，开了不同的花；谁家门前扯了一条晾衣绳，挂满五颜六色的衣服和床单。谁家门前坐了一个长得不一样的老爷爷，眯着眼睛晒太阳。
我家住在从南往北数第二道街，是第二生产队，简称二组。我很小的时候，有时村里的大喇叭会响起广播：二组的队员，吃了晚饭来大队部开会。吃过晚饭父亲穿好衣服，从我们用完的作业本里撕下一张纸放在桌子上，捏上一小撮烟丝，快速卷成一个细卷，用一种巧妙的我看不懂的方式把两头固定，把烟头凑近桌上的煤油灯，深深地吸上一口，空气里顿时弥漫出烤烟叶的焦香。
父亲叼着烟卷踢拉着鞋去村部开会，母亲在家里忙永远都忙不完的家务。我小时的记忆里没有哥哥们，大哥在我和妹妹不满两岁就开始住校读中学，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快要高中毕业，二哥跟大哥同一个高中，三哥比我和妹妹大四岁，也在住校读书。
所以家里常年只有我和妹妹、父亲母亲。每月一次哥哥们回家，总有种“家里来客人”般的惊喜，围着哥哥们转个不停。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大哥从县城给我带回来一块有香味的橡皮，我视若珍宝，天天放在文具盒里，后来文具盒里不知怎么放进了一瓣大蒜，橡皮不香了，还有难闻的蒜味。我用肥皂和清水洗了又洗，放在阳光下晒了很久，每天早上醒来都放在鼻尖闻一闻。
蒜味很浓，香气难寻。
三十年前的记忆中，村子中间有一条很大的河，从乡道边的灌溉渠引水库的水而来，河面很宽，碧波荡漾，夏天还有荷叶和莲蓬。河的中央有个小岛，上面长满了芦苇，我家养的鸭常常游过去，扭着肥肥的屁股一摇一摆走到岛上，不分场合地下起蛋来。过一段时间哥哥头顶着篮子洑水过去，爬上小岛把鸭蛋捡到篮子里，再把篮子顶在头上游回来。
那时候人较真，是你家的鸭子下的蛋，就没人过去捡。老爷爷们常常挎着粪篮子捡粪便当田里的肥料，有时看见路上一堆干粪却没带篮子，便找个树枝在干粪周围画个圈，别人就知道这干粪有人捡了。
河水流过第二条街最东头的一个小桥，桥后面仍然是宽宽的河面，河边放了很多青石板，后面几条街的妈妈们在石板上洗衣服，常常听到棒槌敲打衣服噗噗的声响和叽叽呱呱的谈笑声。再往后走，越发是我没有涉足过的领地，记忆中只来过一两次，一次是村里来了个照相的，我和小伙伴们一窝蜂地跟着去看人家照相。还有一次，后面某条街上，一个壮年男人喝农药自杀了，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人家往土里埋人，记忆深刻，那条几乎再也没去过的老街从此变得愈加陌生而可怖，连带着住在那里的人都变得遥远而复杂。
小学在第三条街上，每年级一个教室，全村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在一个班，一个班就是一个年级。那时候贪玩，常常快上课了才背着书包拿着没吃完的馒头往学校跑，校门口有个四五岁的小孩，专门拦着我们要馒头吃。每次都在进校门前急匆匆地咬上一大口，把剩下的往他手里一塞，踩着上课铃跑进教室。
小学时学校里有很多玩伴，分散在村子里的各个角落。不上学的时候在街上偶尔遇到其他街道的孩子，便都惊喜得欢蹦乱跳。常常聚在一起的一道街的同龄人常常在月光下玩游戏到深夜。有时候玩捉迷藏，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进去，静悄悄地躲一会儿后开始犯困。一觉醒来，伙伴们都踪迹全无，喧闹的街道变的寂静，只有谁家的看门狗偶尔叫两声。抬头看天，夜色如水，皎洁的月光静静地挥洒在地面，揉着眼睛回家，倒头便睡。
那时候孩子多，村子里到处都是孩子的欢声笑语，没人偷孩子，我们可着劲满大街撒欢。现在回家，家家的孩子都成了小皇帝，小心地看着。老年人感叹说：村里死气沉沉的，学校都办不起来了！
嗯，因为孩子越来越少，有不少孩子还被带到父母打工的外地上学，留在学校里里只剩下十几个学生。附近的几个村庄把学校合并，老师太多，每个村都有老师因此下岗，不得不回家当了农民。
刚上学时跟一个智障儿同班，他家住在第二道街的西边。说话口齿不清，经常流口水，看人时眼睛是斜的。一年级快读完了，他一个字都不会，但热衷于从门槛下面爬进教室。每次有人忘了书包在教室里，都会让他爬进去拿出来。后来他没事就把自己的书包从门槛下丢进教室，再蹭蹭蹭爬进去拿出来，乐此不疲。我们四年级时他还在一年级，已经长得又高又壮，再也没见过他爬门槛。再后来他不上学了，天天在街上闲逛，遇到有人不怀好意地打趣他，便斜着眼睛喷着口水笑嘻嘻地说：去你的！
班里流行的东西常常在我的理解之外。他们讨论电视剧情，西游记，济公，下课的时候唱鞋儿破，帽儿破；女孩子们爱看昨夜的星辰，星星知我心。我家里没电视，只能羡慕地看着别人。
女同学们说现在流行抹粉，便一个个脸蛋粉扑扑地来上学；胆子大一些的开始扎耳朵眼。我跟着她们去看学校附近的老奶奶扎耳朵眼。先拿两颗绿豆一前一后放在耳垂上按压，等耳垂麻木没有知觉后，用在火上烧过的缝衣针快速穿过去，缝衣针后面穿着棉白线，事先在香油里泡过。等缝衣针穿过耳垂之后，浸过香油的一节白线就留在耳洞里。“行了！”老奶奶说，“每天都转转这个白线，别长在耳朵上了。”
看完后我的耳朵疼了好几天。但每天都不忘捂着自己的耳垂去观察别人穿的耳洞。耳垂肿的高高的，发红发亮，穿洞的地方发炎流出黄水，每次拉动白线的时候都听到她们鬼哭狼嚎，喊得我耳朵更疼了。
等白线变得干巴巴可以在耳洞里自由穿梭后，耳垂也慢慢消肿。她们的文具盒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小耳坠，塑料的，各种形状。上课时老师不许带耳坠，她们就趁下课时赶紧带上，摇头晃脑地提前体会长大的乐趣。也有人最终抗不过去，被家人骂骂咧咧领着到村医务室涂消炎药，耳朵包着白色的纱布垂头丧气地来上学。包上纱布后耳洞就会慢慢长上，那一针白挨了。
我始终不敢打耳洞，想起来就钻心地疼。但我勇敢尝试了刺青！班上一个大姐大，比我们大三四岁的样子，考初中屡考屡败。她挨个给我们刺青：先用墨水在手腕上涂出一个形状，然后拿缝衣服的针在墨水上细细密密地刺下去，墨水通过缝衣针刺破的皮肤渗透进真皮组织，留下永久的印记。
不出意外地，手腕变得红肿。我不敢给妈妈看到，天天拿一条小手绢把刺青的地方包扎起来。直到有一天，妈妈趁我洗脸的时候狐疑地解开手绢，眉毛立马立了起来：“手腕怎么了？”
“刺......刺的。”
“谁让你刺的？！”妈妈嗓门高了许多，同时啪地一声使劲打了我一下肩膀。
“我们都刺了，全班的女生......”我嗫喏道。
“刺了就再也拿不下来！这么白净的小手啊！”妈妈握着我的手腕心痛不已，“不许再刺了听到没有！你妹呢，她也刺了？”
“嗯。”我老老实实地说。
其实也只是在手腕上点了几个点而已，形状不圆不方，还是斜的。但小时候觉得很酷，因为大家都有。中学时开始后悔，穿衣服从来不露出手腕。酷暑时穿长袖实在太热，便拿手帕系上。别人问我为什么老在手腕上绑个手绢，我说擦汗方便。
有时候我会用另外一只手遮住刺青，想象着没有刺青的手臂，开始理解妈妈当年的痛惜。上了大学，我开始在手腕上带装饰品，有时戴手套，有时带那种镜面超级大的手表，有时是层层叠叠的手环，为了遮挡。看到整形广告能去除刺青，竟然跃跃欲试。还好三川君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看我想去除掉刺青，还安慰我说：这是你的标识，以后即便走丢了通过这几个刺青也能认得出你。
我安心了，跟随我几十年的刺青也顺眼了许多。
学校没了之后，校舍变成了大队部。那时我已经上了大学，放假回家总会到学校去看看。暑假的校园人迹罕至，野草长到及腰的位置。我找到和同学们跳皮筋的地方，推开斑驳的屋门走进教室里，课桌堆在一起，落满灰尘，依稀可以看到我们当年在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大部分的桌面上都被抠出一个大洞，上课的时候我们通过洞在下面看课外书。夏天用玻璃瓶子装上冰凉的井水，从村医那里找来输液用的软管洗干净，把软管穿过桌子上的洞，就可以随时喝上水了。有时水里还会放上“块糖”，一小块一小块的冰晶，一瓶水里只要放一小块，便会甜到发苦。村头的小卖部里有卖的，一毛钱一小包，一包里大概有十几块这样的冰晶。记得为了得到一毛钱买一小包块糖真是绞尽脑汁，甚至会悄悄翻爸爸妈妈的口袋。
长大后才知道那是糖精，工业用糖，易溶性邻苯甲烷磺酰亚胺的钠盐，简称糖精钠，对人体有害。
长大后每次去学校，我都会想起我的一个梦。因为这个梦，小学校园对我而言记忆特别清晰。那是我四年级时候的一个梦，梦里我还很小，下了大雨，学校里到处都是雨水，我们沿着老师们用砖头铺成的小路走进教室。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特别想上厕所，但到处都是水，根本走不到厕所。不知怎么校园里人都消失了，我心想太好了，便找了个地势稍高的地方......接着便被妈妈叫醒，那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尿床，十岁。
后来，村子里有人在南边的乡道以南盖了房子，宋村终于第一次越过了南边的边界。我回家走到分界处，站着打量那几处新盖的房子，搬到南边去住的婶婶说：以这条街为界，我们属于南宋，你们都是北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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