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你如何看待命运对人生的影响？是倾向于“命中注定”的观点，还是倾向于“我命由己不由天”的观点？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是中国历史上两种“天命观”的内涵，并在商灭周兴时发生了更替。

商代的天命观：绝对神权论，认为上天和商王有血缘关系，会无条件地庇佑商王

新版《封神演义》电视剧以一次巫术活动开场，在杀死大量奴隶祭祀了上天后，巫师把龟甲放在火里，靠上面出现的裂纹来占卜了国运。

甲骨文很多都是当时的卜辞

这种巫术活动，基本反应了商朝“尊天重鬼”的“天命观”。从考古发掘的几十万片的殷墟甲骨的卜辞来看，“问卜于天”几乎涵盖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大事小事，上至祭祀、征伐、婚丧，下至生育、疾病、出行，不管进行什么行动，都要占卜询问一下上天的意见，然后再决定何去何从。

那商人眼中，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首先，商代的神灵崇拜和原始人对自然神的本能敬畏不同，崇拜对象已经具体到“天”、“帝”和祖先的亡灵。

在商代的观念中，“天”、“帝”（称呼如此，具体所指比较模糊，大概类似于上帝的概念）是主宰，但祖先的亡灵们也是神。已经逝去的祖先和“天”、“帝”一起成为主宰世间祸福的超自然力量，掌控着时间的一切，包括刮不刮风，下不下雨，人事吉凶，战争胜败，等等。而占卜就是联系“天”、“帝”和祖先亡灵的媒介。

其次，商代的宗教观念是一元的。

虽然崇拜对象看似很多，包括“天”、“

帝”和祖先的亡灵，但对“天”、“ 帝”的神权崇拜和祖先神崇拜是同质化的，也就是说，“天”、“

帝”和祖先的亡灵，在神格上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下文统称为“上天”）。这种神格合并，看起来是一个很经济的选择，毕竟祭祀一次就能讨好所有崇拜对象，占卜一次就能获得“专家组”的意见。

司母戊鼎，就是当时祭祀上天的用具

最后，商代的人们认为，上天和商王有血缘关系，会庇佑商王。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既然祖先神已经和“天”、“ 帝”在神格上合而为一，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自然就有血缘联系了。所以，上天把统治大地的权力归于商王，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不可更改的，难道老祖宗不庇佑自己的后人，反而去庇佑别人么？

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观念，认为商王是上帝的“元子”。而商王对于自己的统治，也有这绝对的自信，他们认为，上天不会剥夺去后代子孙统治天下的权力。据 《尚书·西伯戡黎》所载，当时西周灭掉了商的附属国黎，纣王的统治岌岌可危，这时，纣王仍坚信天命:“呜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 是何能为!”可见他对上天的尊崇，已经到了盲目的地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正是因为一味地迷信天命，纣王才能有恃无恐地荒淫无道（如果他的荒淫无道确是历史事实），这种心态就像一个富二代，毕竟财产都是老爸的，不管我怎么作，老爸也不能把财产给了别人吧？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商代的人们信奉绝对的神权论，认为上天主宰一起，人不管在治理国家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都缺乏主观能动性。

武王伐纣

周代的天命观：以德配天，谁有“德”上天就支持谁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会合诸侯，渡过孟津，讨伐纣王。双方在牧野大战，纣王军队倒戈，大败。纣王退回都城，在鹿台放火烧死了自己，商这个雄踞东亚大陆五六百的王朝就此结束。此后，殷商成了历史名词，“殷鉴不远”也就成了后世一个警惕世人的著名成语，意思是前人的教训就在眼前。

前人的教训就在眼前，是指怎样的教训呢？

周人做了一个有趣但又目标明确的发挥，就是批评纣王的德行。据说纣王有五大罪，淫声罪一，烙刑罪二 ，酗酒罪三，忽略祭祀罪四，自信天命罪五（顾颉刚认为纣王有六大罪，后面三、四、五三项再加“不用贵戚旧臣，听信妇言，登用小人”这三项）。以此，周人的结论就是，商朝的灭亡，主要原因是纣王没有德行。

周人把商朝灭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到纣王无德上

我们都知道，王朝的灭亡是很多因素综合决定的，周人把商朝灭亡的原因都推到纣王的德行上，肯定是狭隘的，偏颇的。那为什么周人要对商朝的灭亡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呢？

其实这是一个政治选择，具体来说，周人要重造一个天命观，来稳定统治秩序。因为按照原来的天命观，上天是商人的祖先，与纣王有血缘关系，纣王君权神授，周人凭什么要推翻纣王呢？没有合法性啊！

所以，周人以德为核心，重造了一个天命观。周人说，上天不偏爱任何一人，选择谁来统治大地，是看“德”而定，简单说，谁有德行，上天就支持谁，这叫“以德配天”。正是因为纣王无德，上天才放弃了长期代理人殷商天子，而命周天子取而代之（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大诰》)。

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非常合乎逻辑地在神权体系下解释了政权更迭。

但“以德配天”成为西周天命思想的核心后，马上就衍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天命有德”的说法。啥叫“天命有德”呢？就是上天不眷顾任何一人，谁有德谁就有统治大地的权力，那任何人——只要德行最高——都有当“天子”的资格。上天不戴有色眼镜，继承天命者没有种族之分。所以后来孟子才说:“舜东夷人 也，文王西夷人也。”只要有德，皆可有天下。孟子这段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常引用的话，比如雍正写《大义觉迷录 》，为满族入主中原辩护时 ，即曾引此语以为证 。

《大义觉迷录 》中，雍正用孟子的话来证明清朝政权的合法性

这个新问题，很厉害，很可怕，而且正解还是唯一的：周朝想万世永固，那么天子必须在世上所有人中，德行最高，至少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所以，周人还得继续努力，让自己的德行配得上天命。具体来说，这种努力分为两种，第一，要提高统治者的私人修养；第二，要在社会治理上施行德政。

比如，西周统治者颁布的《召诰》，上面都是劝诫之词，什么“唯王受命，无疆惟休, 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柰何勿敬!”意思是说， 周王承受了天命，无限美好，但也无限忧患，一定要谨慎啊！

还有颁布的《酒诰》（其实就是戒酒词），以纣王酗酒亡国为戒说明戒酒的重要性，文中涉及到治理国家的道德观念。周公在《酒诰》中强调反省的重要性，提醒各级官员，唯有长久地反省自己，才能使行为合乎道德。

包括后来，周公制礼乐，其实都是朝“以德配天”这个方面的努力。

周人天命观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

周人天命观不仅改变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还 对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 的影响。

第一，周人的天命观不再像商代那样，认为老天最大凡人无法作为，是发展出了“以德配天”的核心思想，认为人的主观努力可以影响天命，这种思想对后世历朝历代的执政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在“德”基础上产生的“保民”、“ 慎罚”等观 念，为儒家吸收并发扬光大，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精髓。

第二，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神本位”渐渐变成了“人本位”。上面我们提过，商代时，人们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占卜，先看神的旨意，然后再去行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位于“神本位”时代。而周朝以后，神和人的关系中，人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渐渐变成了“人本位”。

这个很容易理解，“天命有德”，上天不再是位神威难测的暴君， 而是有道德法则可循，只要我们依据道德的法则行事，那上天也没什么可怕的，就像《刑法》就摆在那里，只要你不犯罪，警察就不会来抓你。

而且，如果你德行够高，上天还会帮你，这就渐渐衍生了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内圣外王”，到了社会底层，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孔子困于陈‘蔡之间，遇到了子路提出的尖锐问题’

那善恶之报不对等怎么办？这个尖锐的问题孔子就遇到过。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断粮了好多顿。直性子子路就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师您这样的人，落到这般田地，该作何解释呢？”孔子差不多哑口无言，后来还是颜回聪明，帮忙圆了一下。颜回说：“老师推行的是至大之道，大到全天下都容纳不下。他们容纳不下老师，正说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

颜回的解释对不对，不在本文讨论之内，但大家都知道，“善恶之报不对等”确实是存在的。

第三，对个人而言，“以德配天”的概念，让个人对于天命的敬畏与追寻中激发出来了又换意识和责任意识。

“忧患意识”是新儒家学派的大家徐复观提出来的，他认为，与殷商相比，周人的精神发生了重要转变。

这个很容易理解，如果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认命，那人们不会发生忧患意识；只有认为自己也可以通过行动影响上天时，人们才会产生忧患意识，并且积极行动，主动承担责任。

徐复观认为，在忧患意识跃动下，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渐渐由“依赖神”而转向自己本身行为的精神与努力，这是一种人文自觉。

所以，王国维才在 《殷周制度论》 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 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