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整体诚信度前后的差别可能在于城市化的进程。前期的社会诚信度比较高，但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乡村，乡村基本是一个熟人社会，流动性极其小，在这个熟人的基本社会单位里，各家以及各人世居于此，彼此了解，对于超越共同生活价值基础的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较高，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套隐性的运转机制，也可以称之为习俗或者一种道德。对于违背这个共同价值的个体，要么承受被所有人鄙夷抛弃难以继续正常生活的代价，要么背井离乡。即使在城镇，需要找资源做事情，很大程度上还是得依耐各个地方的同乡会、会馆之类的熟人组织。
而城市化的进程里，乡村越来越被边缘化，而城镇得大量兴起，使得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同在一个楼里住可能几十年后还是素昧平生，耍点儿小聪明也不会怎么样，能占一点是一点，来日并不方长，反正以后不再见面，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的社会道德成本比较低，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所以，法律法规显得尤为重要。在城市商业体系里，引入现代的合同制，依照法律法规来保证各方利益（仍有很多违约而不知所终的情况发生）。而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发展（信息获取变得更容易），陌生社会也开始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团体和圈子，有别于古中国的熟人社会的“熟人社会”慢慢形成。而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信用体系的建立等等，个体投机取巧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大，一个越来越好的仁信的社会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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