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呼兰河传》一开篇，就将人置身于呼兰河沿岸的苦寒之中。看到天，看到地，看到街道，看到房屋，最后才看到了人。于是在文字间夹杂了一点人的痕迹和只言片语，因为人是那么卑微。萧红正是这群卑微的人中的一个。
当时她还是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自小就体会到家人的冷漠和周遭人们的麻木，这让寒意更加彻骨。
萧红生前有两年与鲁迅走动颇多。鲁迅在文学道路和生活维系方面都给了萧红多次帮扶。有人跟萧红说鲁迅就像她的父亲。萧红本人却说，哪有这么好的父亲，应该是祖父才对。因为在萧红看来，父亲是不好的，祖父才是好的。
父亲在她儿时给她留下的全部印象都是冰冷的，像呼兰河沿岸的冬天一样，萧杀、生硬，让人向往温暖的别处。 不光是父亲，母亲也轻践她、打骂她，祖母更是用针扎过她。在萧红的心里，童年的世界里只有爷爷给过她稳定的、坚实的爱。这是一个自小缺爱的女孩，长大后对爱的祈望与妥协似乎也缘于在童年时埋下的根。
萧红的一生中有过多次逃离，为了摆脱这个压抑的旧式家庭，她像当时很多进步女青年一样，受到自由思想的鼓励而离家出走。从呼兰来到北京，才知等着她的不是自由的美好，而是衣食无着的困境。饱尝了穷酸过后，她又不得不选择合解、回头。正如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讲中谈到的，娜拉出走之后的两个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当时女性在经济上难以自立。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回看当年“娜拉”式的出逃，不能说是徒劳无谓。民国时期，各种思想从地球的远端、近处，以不同的方式传来。各色旗帜被插上山头，各自飘扬。年轻的人们在向往新世界，而那些老的、旧的传统依然在继续着他们的惯常。穿长衫的男人们依旧在打老婆，裹小脚的婆婆们依然在媳妇的身上发泄着自己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委屈。萧红，正是在这样老旧的环境中长大，她敏锐的捕捉到了一些思想的光亮。像朽木上发出的嫩芽，虽然娇弱，虽然几经风雨，但不论夭折了或粗壮了，她和那些作出同样选择的人们，都是世界之所以崭新的缘由。
此后，她一次次辗转，从绝境中奔赴新的生活，又一次次被新生活再次欺凌：为挣脱父亲的软禁而逃到哈尔滨，因没有经济来源又投靠了汪恩甲（曾被她拒绝了婚约的对象）。后来怀孕在身被抛弃在小旅馆，因向报社求助，而与萧军相识，并被萧军从生存的边缘拉回到人间。接下来几年却又陷入了夫妻关系的新的桎梏。为了让双方感情得以喘息和缓和，她去了日本，可分离并没能挽回这个家庭。回国后，为了在战乱的年代有一个依靠，她又选择了端木蕻良。然后，为了逃离战乱又来到了香港。
香港沦陷时她因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不能说话、不能吃饭，也无亲人在身旁的状态下撒手人寰，算是她的最后一次逃离吧。像《呼兰河传》里描写的芸芸众生——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萧红的一生都在寻求庇佑，接近温暖，却到最后，她也没有追逐到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 有人说她过于软弱和攀附他人。有人去审视她的感情是否有其他的掺杂，去怀疑她的第二个孩子的死因。想说，乱世中的女子，这一切抉择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但就因为她后来出了名，人们拿着放大镜回到历史中去看她，把评判的标准有意抬高。我们，生活在太平的年代，享受着她望尘莫及的安顿和尊严，又何必站在高处，极尽严苛。毕竟，她用苦短的一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醒目的痕迹。
她的文字是朴拙而亲切的，像粗茶淡饭，让人们享受到味觉的回归。她的文字也是深刻的，像鲁迅说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是力透纸背的“。如果没有情感、战乱与生存压力的轮番排挤，她一定可以写的更从容、更洒脱，更有声色。
今天的呼兰河，因着气候原因，不会像当年那般寒凉。今天的人们也因为文化的进步，不会像当年的人们那样麻木和愚昧。 今天的婆婆不会像萧红笔下的团圆媳妇的婆婆一样，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百般折磨致死，还凄然的感叹自己的苦命。无知的恶，是最大的恶，因为没有一点羞耻和惭愧做为惩罚，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好处，白白的残害他人。那些扎心的描写也许并不是萧红眼见或耳闻，但一定是她对这个寒凉之世和迂腐之人的狠狠的对视，如果能扎醒那些睡着的人、硬着的心、无知的头脑，也就呈现了文学最现实的价值。
那个年代的苦难，以及萧红所遭受的的困顿和挣扎，都已经被时光夹揉着带走了，她生前的命运自然不会有改写的可能。但当我们，怀着纯然的心穿行于她的文字时，她的生命也许就在这个过程中闪耀了新的光芒。我们对她的尊重和珍视，就像一件棉袄，慰藉她生前的苦寒。
（本文已发布于个人微信公众号“时光的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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