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厂里有两件事要做，一件是厂里在田林路买了二处家属宿舍的房，像我可以申请分配，我想到二个儿子明年是关键年，棘要考大学，喆要考高中，我希望棘能考上重点大学，喆能考上重点中学，这是我对两儿明确要求的。为此，徐师傅一直笑我：望子成龙。他说：“我是随便儿子、女儿，让他们去，管不了这么多。”这个观点，我未敢苟同。民族要传承，对子孙需负责，只是不要把封建意识强加于后代，而要把为人民为国家尽心尽力的意识代代相传。这样，国家发达、民族兴旺才有望呀。所以，我担心万一达不到：棘考不上大学，喆考不上重点中学，他们的前途堪忧，棘将直接面临就业。而田林路当时还属上海县，假若要了田林路房，户口迁过去，就将分配在上海县工作了，这是我所不愿意的，所以没有申请要房。当年曹师傅申请了，也分得一套一室半户，即一间十六平米朝南的正室，正室后有八平米的一间，其中包括进出正室的走道。半室后（即北面）有一间四平米的有煤气的厨房，厨房西则有一间二平米的卫生间。假若当年我若申请要房，因我有二儿子，可以分到一套两室户。当年，已经开始讲究要装饰了，还只是简单。好一点的墙上刷油漆，一般的也只是粉一下石灰水。曹师傅在保定还有老父母，所以只是粉了下，地板呢，曹师傅，自己上漆，我去看过曹师傅在地上用漆划了线条，斜的。打了格子，看上去，像是铺了小木板的地板，在当时，他算是讲究的，他的邻居只加抹了层水泥，使地面显得光滑平整就是了。
第二件事，厂里的锅炉要换了，厂里决定换成十公斤压力的，我立即感到，这样大的压力我们的机器包括买来后还未试用过的α全自动十二吋唱片制片机怕都不适合，会使唱片产生起泡、发亮、瘪塘。我想了想，去总师室找牛玮提出我的观点。总师室里，正、副总工程师都出差去了，詹伟隶听了我说的说：“锅炉买啊买好了，不日要来按装了。侬去管伊做啥？哎，有件事倒是侬去合适。”于是，他告诉我，明天部里要来管质量的一位处长、一位科长，要我们厂派二人一起去宁波唱片厂看看。我一听家乡也建唱片厂自是高兴。八0年时，北京成立唱片厂，希望八一一厂派人去支援，确曾去了一人，因北京有父母在。我叹息，要是早二十年就好了，我就去支援了。可能就与伍妹结婚了，不过假若有这样的事，则伍妹这辈子怕难于入党了。于是又一想：还是现在这样好。我就不会害了伍妹。她应该早就入了党，这是我所愿的。爱她，就希望她能入党，进步。八二年成都也建唱片厂，八一一厂也派人去支援了。后来听说南通也建唱片厂，詹伟隶去看过。詹伟隶说：“明天我搭侬一起去北站接伊拉，等会儿侬去厂附近找家清洁的旅馆联系下，安排他们住宿。后天上午侬去买四张大后天船票，一张二等舱，三张三等舱。我们一起去。你们科里老陆处我会去说的。”我答应了。即去找了家旅馆联系好。
第二天接了二位首长到旅馆，那位处长是女性，姓慈，她看了单独一人朝南的房很是满意。那位科长姓方，我也给找了间单独一人的，只是朝向是朝北的，房里都有电视，他也十分满意。落位后，一起到厂里，慈、方去见圣书记。詹伟隶与他们约好了，五点半一起去敢朝留任经理的厂与香港一位唱歌明星合资的日夜渔港吃夜饭。詹伟隶让我回家去安排一下，五点半到渔港碰头。我回了趟家，对阿芳说了，把菜都烧好，五点一刻到厂，在细纹间看了会，留意着詹伟隶他们，因去日夜渔港，南面窗前的路是他们必走的。五点二十五分，看詹、慈、方走过去了，我才出来跟在后面。渔港是原厂医务室、托儿所的楼改建的，化了不少钱装潢，走进去，灯火辉煌，空调开着，温度适宜。敢朝留一看到我们进去，就热情地迎着慈处长握手：“您来啦，什么时候到的？”他看到我也在，又说了：“四位请上楼，吩咐一位小姐带路到最好最雅的一间包房去。走进那间雅室，确实雅，墙上有郑板桥画的图，室内放着盆竹，上下相衬都鲜活，隐隐约约有了股竹林气息。小姐一进房，当即将圆桌变成八仙桌，四人坐定，小姐递上菜谱，詹伟隶请慈处长点菜，慈处长说：“你点好了，随便吃一点就行。”詹伟隶就说：“我拣他们的特色菜点几个吧。”点了四冷盆、四热炒、一汤，还要了二瓶冰啤。当开始喝酒时，慈处长对詹伟隶和我说：“小詹啊，你的帮手小己同志是个能干的人，他帮我们找的旅馆真不错。”当时我看她长相像是五十左右，想：她叫我小己是不错的。以后几年中，见面多次熟悉后，才知她与我同岁，只大我三个月。第二天，买了船票回来，詹伟隶向总师室管财务的人领了些钱，让去买点熟菜、面包之类，待明天船上当午餐。
那天上船后，在陪慈处长去二等舱时，碰着圣书记，他说：他是应宁波市为整理当年三五支队抗战资料请来的。看到我们他很热情，还与我们一起来到三等舱看看。我乘机对他谈起锅炉调大的害处。他无奈地说：“徐总工程师他们是积极支持同意的。我们当初就是没有听听下面你们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十分有理，我所说的三种毛病先少量后逐步。普遍，要严格按照我所写的质量标准，废品率就大大上升。十吋唱片勉强撑到八九年，里横二人定要降标准也看不过去了，只得停产。退、换的人实在太多了。那二台十二吋制片机稍为好些，但也只撑到九五年，细纹唱片息搁停产了。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光盘国内很多地方引进设备生产了。光盘流行后，报纸上还有人怀念“胶木”唱片，因为音质柔和。这是后情，也已成了历史。至于到宁波唱片厂只是去看看，要我们“老大哥”指教，我们如何敢担当，只是指出些皮毛的小问题而已。慈处长倒是对该厂领导说了许多，指导他们如何建立质量体系，以保证产品质量，再三强调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我们在宁波耽了二天。回来后，詹伟隶又让我去给买了慈、王两位的返程票，要买卧铺。我只得当晚半夜前，还有公交车时去北京东路的售票厅排队等候到第二天八点买票，买票回来交给詹伟隶。我与詹伟隶的接触中，感受到他对我的信任。在宁波二天，吃、住都是宁波厂招待的，我们回厂后，报销船、车（回来是乘火车，因当时乘火车与乘船，从上海到宁波，船走八小时，火车也要七个小时）票后，还得到了出差每天伍角的津贴（当时，本地出差半天以上可报二角伍分），詹伟隶要让我拿二元钱。我还是将他的一元钱给了他，我说：“你担子也不轻，上有老（父），下有读初中的儿。”我感激他对我信任，钱上就不想要也不该伸手了。一个人要有品位，要有良心。
八四年夏天还发生过一件事，由于库房管理疏忽，一大批细纹唱片片套受潮，量大，报废话损失颇大。我们想到了微波技术，经开会商量，让我先去南京一趟，与南京那家拥有微波炉的无线电厂联系，能否帮助将片套烘干。说干就干，我往厂北大门走去，要去买明天的火车票。这时见棘儿骑着我婚前买的那辆自行车，风光满面地冲到门房间，向门卫师傅说什么。我就叫了声：“己棘。”他一回头笑容满面地等着我，我走到他面前，先谢了门卫师傅，再问他：“有事吗？”“爸，我考了四百五十八分，全国重点大学的分数线是四百五十六分，今天公布了。”我自然高兴，门卫师傅也高兴，对我说：“己已巳，侬儿子有出息。”“好说，只是马马虎虎罢了。”我回了门卫，再对棘儿说：“你回家吧，我明天要出差，现在去北京东路买火车票。”我在公交车上想：棘儿会到那个大学去？考前，填写报考志愿时，上海填了外国语大学（是全国重点），外地也可填一重点大学，一看报上公布的大学名单和招生名额，我说：“南京气象学院不错，上海只招一名。就填它吧。”当时我心里这样想，只招一人，上海考生多，不一定会录取我们。棘儿能考上全国重点大学，会不会真被南京气象学院录取，万一被他们录取，好歹是全国重点了。至于将来的工作分配，四年后再争取吧。
接着又想喆儿的事，喆儿考后自我感觉良好，但我总放心不下。回家后，喆儿并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迹象，只是悄悄地将录取通知单交给了我，一看是上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是市重点。我这高兴，一把把他揽在怀里亲了他脸颊。喆儿不好意思地挣扎着离开我的怀抱。当晚，我就骑车去上师院附中门外看了看。这时桂林路已向南打通到新沪闵路，上海师范学院被征了一部份土地，分成了东、西两部，附中在西部一边。这天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最愉快的一天，儿子们有了前途，有了希望了。他们的人生将可以伸直腰板常人一般地过日子，不再会像我那样常会有不期而遇不白之冤。回到家，屋里热闹得很，邻居们除了203张家平时都不大交往外，也都为我高兴。对门漆师母更是说：“爷叔是又聪敏又能干，生下两儿个个聪敏。生癌躺在床上的老漆停了啍啍，缓缓地说了句：“己已巳心好，老来会有福的。”我在他床边，对他说：“老漆，侬放宽心，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侬的病会治好的。”可老漆还是在世不久。当时，他已经靠打杜冷丁过日子了。后来，九十年代时，才发现老粉间好几个人都是肺里有黑影，这才定为职业病，活着的人得到了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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