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今年的春节大概是我过得最不爽的一次，主要原因其实是这该死的野味肺炎，弄得身边应该有的事儿都变得有点不正常。
一
先说囧途。
爹妈在2000公里外的桂林。考虑到春运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春节前大约提前一个月订好了机票，从天津到桂林的往返航班，票价大约是北京往返票价的一半多一点。按照从前的经验，我打算开车去天津，在机场停车，那里的停车费一天只要30大洋。回来时可能大包小包的东西不少，开车回京正方便。
订票时我还鸡贼了一下，从天津起飞的航班定在大年三十晚上9点。这样降落后到家，完美赶上春晚结束，免去陪爹妈看春晚的义务——最近几年对那台晚会比较抵触。
哪知道在离年三十还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执行天津飞桂林的航班的某航司居然取消了航班。当时航班取消的电话和短信过来时，我还以为是骗子，不打算理会。后来觉得有点不放心，打电话给订票网站才确认。该航司没有给赔偿，也没有说取消航班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那趟航班乘客太少，干脆取消了事。
去程航班取消，返程航班可没有。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回家。网上的机票已经贵成天价，抱着侥幸心理去12306上看了一眼，居然买到了年三十的高铁，晚上八点到。高铁票价跟机票差不多，就是整个行程从三个半小时延长到了十个半小时。
整个来说，回家是比较顺利的，越往南车厢就越空，到了湖北境内，一个人就可以横躺在一排三座上呼呼大睡了。。一路上窗外大雾弥漫，到了武汉更是暮霭沉沉，楚天一点也不阔。火车在武汉停了几分钟，其时武汉已经封城，没人上，没人下，狠狠地想念了一下武汉的朋友。
从桂林回北京就有点痛苦了。原来是想一出门，公交转机场大巴到机场。没想到受野味肺炎影响，公交班次大减，连出租车都找不到。等了半个小时才上了一辆公车。赶到机场大巴站点发现搭乘大巴要误机，奇迹般地在大巴旁找到一辆出租车，赶去机场。出租车司机一边开一边说，你运气也没差到哪儿去，别说你没赶上民航大巴，明天（1月30日）受野肺影响，机场大巴车次要减少三分之二，赶不上大巴的人多了去了。到了机场发现因为野肺影响，乘机人太少，所有值机柜台合并，只开了四个，行李托运人员排了长长的队伍。看一看时间，还有20分钟，就先排队吧，不行就加塞。排到最后五分钟，终于轮到不用加塞，心里松一口气。
飞机大约只坐了一半的人……
晚上十一点半降落在天津机场，刚好错过最后一班地铁。因为野肺，天津机场到北京大巴几天前就停了。本来我想在天津机场待到天亮，乘坐六点的首班地铁赶去天津站乘高铁回京。回头一看有一趟凌晨一点的机场-天津站大巴，赶紧买票上车。顺利到达天津站，自助售票机上顺利地买到一张凌晨两点的高铁车票，这样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我就站在北京南的站台上了。
最后一公里有点烦恼。北京南的出租车难打，我是知道的。抱着等一等的想法去了出租车站点，半天开来了三四辆出租车，不但要拼车，而且跟我的方向不一样。出租车站管理员拼命地推荐某某网约车，说网约车来得快。我本来也做好了打不到车就坐网约车的决定，在网上叫车，但是大爷我偏偏不叫你推荐的某某网约车。拗劲上来后在另一家网约车公司下单。春节时期加收约10%的司机红包，哪知道在停车场等了40分钟都没人接单。一看时间接近三点半，我都已经决定准备在北京南枯等两个小时，坐首班地铁走了，这会儿有人接单了。司机说以为凌晨三四点北京南都没火车到了，网约车都不来了。
总之，回到家了。
整个交通系统，一路上如临大敌的气氛让人心中沉重。火车上飞机上都有工作人员要求填写旅客信息登记卡，测体温的方式，则是用一种类似微型手枪一样的红外体温检测仪，对准眉心扫射一秒。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无间道》里梁朝伟拿着手枪对准刘德华脑门子那样。刘德华喃喃地说：“我想做个好人。”
其实我也很想做好人。我希望我不会染上病毒，也不会带着病毒四处游走。
二
回家日子过得很不爽，大概是已经有两年没有感受到阴冷潮湿的空气，而我又习惯了北方室内穿着单衣。回到家半个小时，风雷大作，真的，打雷兼刮风带下雨，比闷头下雨的季风雨季节还要吓人。有人说这是春雷春雨，带有喜庆味儿。这么说时令上看也没错，问题是tmd室内温度也只有几度啊。这雨连下了24个小时，大年初一冻了我个半死。
然后……在家吃多少顿饭，就吃了多少顿火锅……
大年初四和初五各有一顿午饭，我实在顶不住跑出去吃了米粉。桂林米粉当然是好东西，我从大年初二就想跑出去吃，但是寻了好多地方，人家都没开门嘛！为此我和四处觅食的兄弟楚教授把全市米粉店老板都数落了一圈。
吃火锅当然也不错，问题是我娘说，今年鸡肉价格很便宜，五元一斤。她至少囤积了半个冰箱的鸡肉，每次火锅她都先放一堆，煮了一锅鸡肉火锅汤。我本来就不喜欢吃这玩意儿，何曾想到顿顿都是这个吃到翻白眼的吃法！
我老娘一直有个恶趣味，她一直认为我不喜欢吃鸡肉是个心理障碍，她这辈子的任务就是尽量让我吃鸡肉——强喂肯定不行，坑蒙拐骗或者打擦边球，比如鸡肉火锅等方式——以便让我破除心理障碍。吃个饭还要跟老娘斗智斗勇，那哪能吃得爽。
吃得不爽，那就到外边吃吧。结果几乎所有的餐馆都关门了，开门的只有麦当劳。因为野肺，楚教授和其他几个兄弟不敢约饭。大家商定，互相戴好口罩，在市中心露天见个面，去麦当劳里买了杯咖啡，站在旷野中，聊了几句。各自散了。没想到回家会友，真他娘的是风萧萧兮漓水寒，壮士一面兮不复还……
凌医生的医院在院长的自告奋勇下，成为野肺定点医院。凌医生在电话里向我吐了一堆物资储备不足的槽后，终于成功在大年初三病倒，在家自我隔离。我对此半信半疑。
回家这几天，每天官方都会发布新的政策，先是限制市区和各个县的大巴，然后限制本市和自治区其他主要城市的火车，然后限制本市的公交系统运行。曾经人流如织的伏波山公园和靖江王城，一片萧索寂寞。伏波山公园的主要道路上扎了几百个彩色纸风车，风吹过发出好听的嗡嗡声，只有鸟儿听见。
终于回到北京家中。我感觉到我和桂林，我的家乡的疏离。我突然不在乎它现在过得怎样，我只想离开它，回到另一个家中。野肺在我和家乡之间落下了一层薄薄的、无法渗透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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