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群里讨论公交车上该不该让座，该给谁让座的问题，讨论的很激烈，大家观点不一。后来，我抛出一个字，礼。但大家并不信服。
我意思是这样的，让座是一种“礼”，不让是一种“理”。所以，我可以让，可以不让，如果我让了，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你不能抢。你没有“理”。
我说的“礼”，指的是礼俗，也即礼让之礼，非约束之礼，更不是鲁迅先生吃人的礼教之礼。鲁迅先生对中国礼文化之深恶痛绝大概影响了不少人，以至于我说起礼这个字的时候，很多人表示很不屑。
李海鹏的《佛祖在一号线》中，有一篇文章叫，上等人和下等人。他认为，把人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的，是一种叫品格的东西，比如冲小孩子吼叫，是下等人，因为粗鲁。骗女孩子上床，却对她说“我爱你”，是下等人，因为不诚实。也就是说，甄别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其实是由数十条类似这样的品行特征组成的一个标准。你都符合，那么你是上等人，但如果你有一个不符合，那么就是下等人。而人皆有努力做一个上等人的本能，礼让是避免粗鲁之名加于己身的一个品格。
好了，好了，我几乎能听到很多人鼻子里发出冷笑的“哼”声。没错，这么一来，大多数人都是下等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礼这个字的时候，大家会不屑。因为我们从骨子里，都觉得那是上等人的规则。礼不下庶人嘛。
还是说回公交让座，既然大多数人都是下等人，那么为什么还要讲礼呢？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那是因为，我们想让身边的环境更加宽容和谐，这样，我们才会更安全。礼让为人们创造一种缓冲的空间，让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得以容纳。
六尺巷的礼让，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是因为，它成为一个成功地避免了双输局面的典范。也恰从反面证明了农耕文明中，纯靠道德的感染力赢得这种双赢局面的难得。
那么为什么需要用礼，而不是用规则？
问的好！因为现实中，我们的规则不健全。当下的规则并没有圈定个人自由的范围，它的模糊和弹性对解决日常行为中的摩擦时常无可奈何。
年轻人和老人抢座只能挨揍，揍了你他还没事，因为派出所也怕这些老人,只要不是严重的伤，你跟他耗不起。但反过来就不行了，你碰他一个手指头您就别指望脱清干系了，有些碰瓷的大爷大妈们大概做梦都想不到生意会送上门来呢。
不过我们欣慰地看到有些地方在制度上做出巧妙地设计，改善这种现象。比如前几天，上海取消老人免费乘坐公交，改发公交津贴的政策。这是一种智慧的处理方法。它比起一些地方大力提倡文明礼让，大力宣传模范典型，大力投入资金改善交通压力的做法高明得多。这样一来，老人们就不会无限制地乘坐公交（因为要花钱了嘛），从而减轻了交通压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到民生的投入。这是充分基于人性自私而设计的一个制度安排，利用了人都爱贪便宜的心态，花同样的代价，得到要好得多的效果。这就是制度设计的力量。
这能不能杜绝公交抢座呢？显而易见，肯定不行。我们不能希冀一个高级的政策就改变社会的生态，很多时候，制度设计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各种治理手段中避免最差效果的一种安排，我们未必能得到最优解，但可以避免最差解。
类似的道理，民主，也是。
所以我们应该庆幸，他们终于从农耕文明的礼让传统中觉醒，启蒙了现代契约社会中需要制度设计的意识。这是一条很小的民生政策，但却是政府部门管理理念的一大进步。
现代契约社会和传统熟人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规则制度设定的出发点是人性自私，而传统熟人社会所倡导的礼仪道德出发点是人性本善。我们暂且不论二者是非，只说效果，规则约束的可靠性可能远远大于对个人品行的依赖。
但是，这样的城市，毕竟只有上海一个。更多的地方还是以传统熟人社会为主，譬如郑州等普通三线城市，生活在其中，建议还是要遵守农耕文明残留中精华的部分，待人以礼，先礼后兵...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让座，那么我很佩服你，尊重你是一个绅士。如果你不愿意让座，那么我也觉得无可厚非，这是你的权利。但如果别人来抢，那么...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先礼后兵是吧，你懂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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