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老师的这部《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也可谓是关于五四运动讨论主旋律中的一朵奇葩，抛却民主和科学这两大常见于五四都成为副标签的热门观点外。
他提出了另一个值得学者注意的社会道德方面，也就是除了德先生、赛先生外还有一个莫小姐。至于莫小姐大家闺秀，深藏不为人知，但不代表着她并不存在，以及没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因此在每年五四时，照例研究的文章像是赶集样的汇集在一起，形成风潮，杨念群老师认为有必要写一些东西出来。
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知识界发起的运动，但五四本身主题的转换的过程，即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关怀向文化问题迁徙，最后又向社会问题移动的过程。
同时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线性递进，而是交叠演化，不能仅限于在思想层面上加以讨论，还须注意五四前后不同时期，是什么类型的知识群体操控着主题的转移方略。这也是成了此书的主题和讨论重点。
书中关于五四的研究，让人读时深奥之余有欣喜之感，我们爱谈的国家、民族、主义、社会等，如今很少有人能分的清。
对社会一些现象不满则鸣时，经常有人说你不爱国。如果你批评了执政党，那也是不爱国。假若说哪个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好时，又会被扣上*奸的帽子。
社会、政党、国家、民族，经常混为一谈，好像执政党代表着国家，对社会的批评也是对国家的批评，民族也成为了国家一部分，种种情形让人惊愕。又不得不觉得身处”大家族“文化中的几千年文化道德理念，导致的思维模式并非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了的。
在二十一世纪，开着轿车的人，思维和先前坐轿子的人并无多大区别。都不过是宗族和政权下的一份子，享受着群体生活带来的便利，也背负起维持群体生活的道德。
这些根源上还是从国民性来谈起，想理清种种文化社会风气，自然无法忽视组成这些的千千万万个人。国民性是个大的话题，组成一国之民形形色色，汇集到了一起可笼统成国民性，但这些阶层虽同源但亦有区别，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阶级之别。
制造五四运动的，是学生，后风气南下将任务交接到了工人。
学生，在校的学生，他们是年轻一代，代表着新思维新方法，苦于冲出封建家族束缚而在社会上寻求定位，当他们不愿意在传统社会思想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想重构社会文化和思潮，这时又需要面对开创之难题。自己是谁、信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这些都亟待解决。
但我们要树立起一个观念，就是事情的发生往往并不是不一气呵成的，毕其功于一役是并不是件常见的事情。
五四运动之初，因巴黎和会上将原属于德国的山东半岛转交于日本，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和抗议。由起引发的一系列思想运动，比如国家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激烈的探讨和思索。
自梁公以来， 中华民族一词逐渐深入人心，而冀希望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政权，从此国家兴盛发展繁荣也是许多新知识分子所迫切的。他们深知本国文化的弊端和落后性，因此对新型国家政权有着非常热烈的期盼，政治上建议会、立宪等西方化的失败又让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他处。
热心政治，也是中国传统仕大夫的理想追求，当时引导五四运动的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有着从政经验，而其他主要知识分子多数在学术圈享有盛名，或有着留洋经历。
他们在五四运动时倡导的政治革命，主义，引进新观念时，一个北大的图书馆管理员因操着浓重乡音、入学年龄偏大、穿着简朴而不为当时知识份子所重视，并未挤入精英圈子。北漂失败后回到故里湖南，发起另一种形式上的社会革命。
无政府主义的兴起和草草收场，也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衰。
当时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主义兴起，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时，个人主义很容易受到偏见和打压。文化上也有着政治上明显分界，个人主义无法形成气候，个体消融于社会之中。
在大时代下，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个体如何有功于世，成为一个问题。
无法取得五四知识份子主旋律的身份认同下，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建了中学，并非升往大学而是有用于社会的教学，学校与社会不脱节，以图改造社会。以基层社会革命替代上层政治革命。
他深受湖南文化影响，曾文正几乎凭借个人能力将晚清从灭亡之中拯救于长毛之手，后湖南兴起的左宗棠、沈葆桢等地方大员，兴洋务救国，让湖南之地为国人所重。
毛窃以为传承湖南士人文化，成为边缘政治的鼓动者与地方历史意识的重构者。
关于社会学的书，向来是值得读来耐人寻味的，通过思考得知当下社会由何而来，也能更懂得历史的进程非简单的概念化而是早有所鉴，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是事后诸葛先生，身处其中无法知晓。
就如同如今处于新型冠状肺炎之中，不知明日几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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