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这本书有许许多多的版本,读过杨伯峻先生译注的,也读过中华书局王国轩先生译注的线装本,这次因为读书会的机缘,读李泽厚先生所作的《论语今读》。如果要用五星来给一本书作评价的话,我给这本书打的是四星,这四星是对《论语译注》,是对《论语今读》,也是对《论语》。
先说《论语译注》吧,我非常赞成李零对于这本书的看法:“我的印象,此书注释太少太简,寡而失要,有时该注不注,不该注反而注,于疑难问题,也缺乏考证,并无多少新见,远不如他的《春秋左传注》,但总的说来,还比较平实可靠。”读的过程中,我有许多疑问,有些几乎可以确定应该是作者理解错了,比如说《微子》篇中著名的子路见荷蓧丈人,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显,是丈人在嘲笑孔子远离生活,好高骛远。可是在《论语译注》中杨伯峻的解释却却是丈人在嘲笑子路。甚至还引用过去的说法说有可能丈人是在说自己。离文义越来越远。
《论语今读》的翻译也不能让人满意。估举两例。开篇的第一条中有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李先生把“人不知”翻译成“没有人了解自己”,这明显扩大了原意——应该翻译成“别人不了解自己”才对。再说曾子那句著名的“传不习乎?”李先生的翻译是“所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实践过吗?”我翻阅了几位研究论语的大家,他们的注释一般都认为曾子这句话想要说得是,老师留下来的文章,要时时学习,这也是符合曾子的思考逻辑。李泽厚先生把“传”翻译成“传授给别人的东西”,把“习”翻译成“实践”。把知识输入理解为示范输出,有失偏颇。当然这样解释,就更容易阐发他在书中反反复复强调的“实践理性”观点,李先生的翻译,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
不过也就这样吧。毕竟只是一家之见,毕竟《论语》中也有一句名言——“无求备于一人”——对人不应该求全责备。
我对《论语》能给的同样也只能是四颗星。《论语》精髓是要出世,要克己复礼,要改变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孔子特别看重礼仪,当然更看重礼仪背后的“仁”,毕竟“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所以孔子终生汲汲,虽然述而不作,可是毕竟有后人整理,留下了多少千载之下,仍然振聋发聩的言论。每次读论语我都会意外发现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成语有那么多是来自于《论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自然当得起圣人这个头衔。
但是孔子也有他的致命伤,孔子的致命伤就在于过度的优越感,他总是认为“士、君子”这些人才是有意义的存在,至于那些“民、老农、老圃”多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店小二啊、普通门人弟子啊,死多少都不足可惜。这种对生命的极大蔑视正是植根于对自身地位的强大优越感,并且由此引发了许许多多的不人道。
现在很多人并不是真的就觉得“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些人口中说“论语”,说“国学”,其实只是想着拿它当枪使。有点像曾经流行过的那句话“白天很傻很天真,晚上很黄很暴力”。
李零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多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我由此想到现在又那么多的学者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世界,只有孔子、《论语》才能救世界。这些人望文生义,“发掘”出无数“孔子”的思想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那么,我也想对这些人提出一条。那些试图解释孔子的思想于今无不契合的人,你们是如何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
这条只怕也是论语的“精髓”吧。有这条在,这本书就注定只能是四颗星甚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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