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我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一对好友深厚的友谊,“相爱相杀”往往是首选。但什么才是真正的“相爱相杀”?
站在男人的立场,男性之间的“相爱相杀”,是士为知己者死,是轰轰烈烈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而站在女人的视角,比起细腻的关怀与爱护,母性在彼此熟悉的同性面前逐步丧失,呈现出一种恶的无限堆叠与循环。特别是聪明的女人,她们之间的“相爱相杀”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带刺”的幸福。那种微妙的疼痛,如同嵌入手心的刺,不触及时无关痛痒,一旦触碰就会痛入心扉。可即便痛苦也是快乐的,因为它早已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本“那不勒斯四部曲”之一的《新名字的故事》里,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就塑造了这样一对“相爱相杀”的女性伴侣:主人公莱农(文中的“我”)和莉拉。二人在青春期的道路选择中,最终演化为人生命途的“分道扬镳”:“我”继续自己的学业,一帆风顺,甚至还成为名利双收的作家;而莉拉——“我”曾经的天才女友,则辍学嫁给了肉食店的斯特凡诺,成为有钱又世俗的老板娘……
看似生活轨迹不再相交的二人,却奇迹般保留着童年时的友情。作者埃莱娜是聪明的,她笔下的女人们自然也是聪明的,莱农和莉拉的友谊并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守候,也不是“细水长流”式的永远,平面化的描述如何能满足迷恋于细致、真实、尖锐的作者埃莱娜?“带刺”的幸福才是二人友谊的基石,但这种“带刺”的幸福,与其说是彼此手心的刺,不如说二人是一对独特的女性双生子,象征着女性一生所承载与追求的两种东西:理想与生活。
就天性而言,书中的莉拉更接近于“理想”,她漂亮大胆,激情叛逆,就像蔡健雅唱的那首《红色高跟鞋》:“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你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莱农的一生似乎都在追逐这种“左灯右行的冲突”,这种“疯狂却怕没有退路”,可她的天赋与自卑心态让她至始至终都更接近于“生活”的状态,在喜欢的人面前亦步亦趋,努力完成学业,成为街区的第一个大学生,沉静而踏实地迈向另一重人生巅峰。
她们的双生性在共同的爱慕者尼诺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尼诺虽然选择了放荡不羁的莉拉,但是在莱农的叙述中明显可以看出,尼诺对于莱农才华的欣赏,二人一度有过很多亲昵的小动作。而他对于二人的取舍,很有可能来自于他对自己缺失的另一半的潜意识渴望。莱农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归为生活的同类,失去原有的魅力,而莉拉则以一种特立独行的理想姿态受到他的关注。
这种取舍所造成的影响,正是幸福末端的“刺痛感”。比如莱农一边忍受嫉妒的痛苦与世俗的压力,一边又要为尼诺和莉拉的偷情打掩护。但面对这一切,她是这样想的:“我爱他们俩,因此我没办法爱我自己,感受到自己的感受,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充满盲目的力量,来表达我自己的生命需求。”她以一种“没办法爱自己”的方式爱着“他们俩”,甚至在尼诺和莉拉的交媾之日,选择将初夜送给尼诺的父亲来完成精神与肉体的融合与同步,以此来实现某种幻梦。当所有的情感都捶打过莱农,当所有的刺都深入骨髓,她都从没想过有一天要离开莉拉。这样的爱,确实有私心和报复的成分在内,但不可否认,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幻梦给予她的幸福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超越了事后的恶心感。
更令人捉摸不透的是,作者对于莉拉和莱农的身份定位还呈现出一种“游离”式的态度,而并非固定化的符号。在莱农与莉拉身上,生活与理想乐此不疲地互换角色,每一次世俗眼中地位的升降变化,都会引起一阵细微的“互刺”波澜冲突。比如一开始莉拉成为肉食店老板娘,而莱农还是个穷学生时,莉拉从卖鞋子的姑娘一下子腰缠万贯、风光无限,而莱农要靠打工赚钱,艰难维持学业。两者身份地位的转变,导致摩擦不断:莱农不愿向莉拉低头借钱,以维持一种看似平等有尊严的地位。莉拉则以一种施舍又羡慕的复杂眼光,给予莱农帮助却又命令莱农。在这种情况下,象征“理想”的莉拉被平凡化、生活化,以知识武装自己的莱农则被推向了“理想”的神坛,并在之后的发展中愈演愈烈。
但即便如此,她们依然保持着交集,莱农会把要出版的小说拿给失魂落魄的莉拉看,莉拉也曾紧紧地握着莱农的手,对她说:“不要离开我。”女人与女人,即便不是生活与理想的极端,她们的相爱相杀也是如此残酷得温情满满,是心在愈合后的第一百零一次的破碎,是“我怕你过得比我好,但更怕你过得比我不好”,是痛苦的快乐,是快乐的痛苦。
而那也属于幸福的一种。
人生与人生的交集,也许只有通过这种“带刺”的幸福,才能形成错落有致的命运,奏响这唯一的真实旋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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