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新冠病毒流行势头未减，特别是前阵子抗疫卓有成效的欧洲似乎又在爆发，多国同时宣布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大有第二波新冠疫情来袭的味道！而我国虽然已经完全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但是输入型病例从未间断过，甚至不少个例引起了个别地区疫情防控措施的升级。我国是否在今年秋冬季节到明年开春有第二波疫情的可能？如果有，已经有丰富防控经验的我国是否能快速稳控？如果局地疫情有扩大的情况，是否有更好应对疫情蔓延的措施？

从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大疫止于村野“观点，再次回顾农村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这次从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所发表的视频中看到了一篇《国外迅猛青岛反弹，疫情拷问城镇化方向？温铁军：大疫止于村野》，算是学习到了温教授的又一个全新观点！其实，我虽然没有教授这样的水平，却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这次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时，我们国家当机立断，防控措施及时而严厉，有效阻断了病毒的进一步蔓延传播。当时正值我国春节，全国人口向农村迁徙，热闹无比的城市在疫情防控和多数人回乡过年双重因素下寂静无比！因此，我在2020年2月28号的一篇自媒体内容中，也深入思考并探析了乡村具有的“海绵”作用，大大缓解了疫情传播！

温铁军教授提到，农村具有优厚的自然条件，人们在乡村贴近自然的生活，能够有效提高免疫力，在对抗疫病病毒方面有着天生的优势，这也是在疫情爆发之初，春运把大量农民工输送回农村，即使农村缺医少药，防疫物资匮乏，却也没引起太多传染情况。

大疫止于村野，这或许也是古人应对疫病的宝贵经验。隔离是人类对抗疫病传染流行的有效手段，但是城市在隔离的效果上总是大打折扣。首先，形式上的隔离，却有实质上的聚集，病毒传播悄然发生。一栋居民楼，病毒可以通过电梯井、楼道、抽油烟机道进行传播，有的甚至通过粪污排泄通道传播，还有就是一些小区气流的狭小范围回流也容易将病毒传播，这些形式发生病毒传染的案例都有报道。所以，温教授所认为，在疫病流行控制上，城市远没有乡村的优势。

如果“大疫止于村野”观点成立，怎样利用农村的积极作用避免疫情失控？

是不是我国也会发生新冠的第二波疫情？这想必谁也没法做出会或不会发生的保证，一句俗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国已经有了成功阻击疫情蔓延的宝贵经验，又有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即使世界仍在进行着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还出现第二波、第三波疫情，甚至完全失控，我们国家仍然有能力稳控住疫情，确保输入型病例不引起病毒在我国大面积的传播。

但这同样不影响我们找到更多应对疫情的有效办法。实事求是地讲，如果农村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隐性地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甚至在物流受阻时，农村在食物基本做到自给自足方面发挥出了长处，这也避免了因疫情而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

那我们就不能忽略农村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积极作用，社会似乎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发挥农村作用的有效办法。我曾提到，如果我国这次疫情防控中，农村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那么春节所引起的人口大迁徙就是一根发生神奇作用的魔力指挥棒！那也就是说，如果疫情第二次爆发，要发挥人口向农村迁徙的良性状态，就不一定能够碰到春节这样历史性的时刻了。那我们似乎就要针对性地将人口从被动式迁徙改为主动式迁徙。

就像军队为应对战争而采取的军事演习一样，要让城市人口主动有秩序地向农村迁徙，这就又需要再次发挥国家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了。只要国家制定出应对疫情危机时人口疏解迁徙的详细方案，我相信，我们的人口向农村流动比春运自发的流动更有秩序。

因防疫需要让城市人口流向特定农村，借势振兴乡村、发展农业或许能一举多得！

其实不仅仅只是应对疫情防控需要将城市人口向农村迁徙，还包括战争这样的危机也需要及时将城市人口疏解到广袤的农村。那综合来看，在和平时期，应该探讨这样的可行方案，并在和平时期进行演练。

我试着设计一个可能的模型。将城市以街道和社区为组织主体，以城市小区细分到楼栋为单元，匹配该城市所在省份或地区的农村，实现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的结对，这就不同于春节时城市人口中只有老家在农村的才能去到农村，而是所有城市居民都可以随时迁徙到对应农村的做法！一句话，只要有需要，我们的城市完全可以像诸葛亮一样唱起“空城计”！

官方利用掌握的人口信息，甚至还可以发挥大数据的优势，来让城市家庭匹配到合适满意的农村家庭。这是第一步，国家和政府只是媒人，匹配的城乡双方家庭产不产生联动，那就需要进一步的激励、鼓励措施。

补贴或许是促进这个流动场景出现的有效指挥棒。我们在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时，会采取国际补贴农业的通行做法，而我认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的有效抓手是能够让农村有更多人气！只要市民经常性地前往农村，市民的乡村旅游之旅，餐饮消费、住宿以及回城时购买农特产品，就能够大大发展这样农村的经济。所以，我主张在补贴的方式上可以不必局限于补贴农民，也可以补贴参与的城市市民！

因为现在，能够布局和形成乡村旅游产业的农村地域是有限的，那些特色鲜明，基础较好的农村，才能够做到让来休闲度假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还产生了突破接待能力的问题，在这些乡村旅游热点农村堵车、吃饭排队、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等负面情况，反而影响了市民向农村进行乡村旅游的热情。其实，更多的城市人向往的农村是那些原生态，没有开发，哪怕是没有专门接待条件的农村，只要到农家吃上地地道道的农家菜、采买点真正农家的无公害蔬菜、水果、畜禽蛋制品就满意了。而这样的目的地，说白了，哪怕是那些大山深处的贫困户，那些木房子、土砖屋，都不是市民前往的障碍。真正的障碍主要是这样偏僻的农村没有接待的经历，也没有可能来到的客人，市民不可能漫无目的地突然跑到偏远的农家登门拜访，吃饭住宿！

而如果是政府层面进行了官方指导，城市街道、社区与农村乡镇、村进行了对接，城市居民与农村家庭进行了匹配，那这个链接就建立起来了。这不是扶贫，不用双方产生任何负担！但是，鼓励城市人口向结对农家流动，这就需要政府层面对市民进行补贴予以激励刺激了。例如可以进行交通费的补贴，还可以对市民带回城市的农产品进行补贴。打个比方，市民每在结对农户购买一斤大米，市场价需要2.5元，农民出售价格需要2元，但国家补贴农户0.5元，市民购买城市同样品质的大米，到结对农户购买只需要1.5元。当然，这个大米补贴的数量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农户所拥有田地平均产粮量的上限。一句话，要让市民到农家获取的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产品，而市民也仅仅只是购买自己所需，而不能够将这个行为发展到恶性的搅乱市场行为。关键的目的就是探讨结对后城市市民能够主动地向对应农村流动！

这就是我所说的类似城市人口疏解演习模型。如果真遇到了疫情突然爆发，那么只要让城市人口按照平时路径进行迁徙即可。而在和平时期，这样建立的常态化人口流动模式，既能引起更大范围农村的乡村旅游事业，达到促进乡村振兴、农业发展的目的，也能在像疫情发生时发挥出农村“大疫止于村野”这样的积极作用，甚至战争发生时也能够执行这样的城市人口疏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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