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商的最后一个王虽然不似什么好人，但是也许并不是商最差劲的王。但不管怎样，随着周的建立，商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酒鬼与食客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人名还是部族的名?已无从考证，但周人说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母亲叫姜嫄。姜嫄因为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过联盟的农业部长，叫后稷。后即领导，稷为谷子，后稷的意思就是主管农业。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被人们尊为农神。
传说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但周族重农到是事实。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还没有保证，因此周人骨子里就不能不忧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农业民族周不可能像商业民族商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也就是说，商的祭坛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谷丰登。
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这种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灭周的策略
小小的周是如何推翻强大的商的呢？周人采取了以下策略：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
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
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了羌人，就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这是不能不让姜族恨之入骨的。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 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
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步是大挖墙脚。
事实上，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 (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
第四步等待时机
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蠢蠢欲动却按兵不动的周，便被放在一边。
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胜利来得太突然
武王伐纣的胜利来得让周人和他的盟友们有些措手不及，强大的商这就被灭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他们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而且当时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即便是周的同盟者，也有一个在战后“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这些同盟军和附庸国参加战斗，当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要报仇雪恨，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有的早就摩拳擦掌，有的不过随波逐流。但认为胜利之后应该分一杯羹，则人同此心。
面对当时的局面，周人采用的办法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是纣王的儿子武庚分了块地，然后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但武王做梦也没想到，他一死，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还好周公力挽狂澜平定了“管蔡之乱”，并开始探索周的发展路线。
神之子 VS 天之子
周公为了周的发展可是没少费脑细胞，同为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的态度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传说中的刑天，说不定就是被商人残害的天神。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因此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
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当然有！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曾这样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
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可做的，则是用真天子替换假皇帝。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以人为本，以德治国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那么是什么导致纣王派出的部队临阵倒戈呢？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 (读如楚) 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漂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不少学者把原因归纳为商的人殉和人牲，商太不把人当人，不管你是哪个阶层的都有被人祭的可能......
既然殷商垮台的原因是“不把人当人”，那么，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以人为本，以德治国。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那么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文化人的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谦谦君子和道德楷模，从来就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既不谈智，更不谈力，只剩下德。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是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以德治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的。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似乎从未出现过。
德，真能治国吗?
罗振玉先生指出，卜辞中的“德”，都可以借用为“失”，可见其本义是“得”。
也许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因此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有没有“心”，很重要。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表示道德之德的“德”字。“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在这件青铜器上。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周之前，是没有的。
何为礼乐？
以德治国是周的理念，但如何把理念转化成手段？周选择了礼乐。
那么礼乐是周的发明的吗？并非如此，礼乐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使其与夏，商的礼乐完全不同。
首先咱们先看什么是礼乐：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而周公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
换句话说，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周公是怎么做到的呢？
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比如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所以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礼背后的秩序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可是秩序的背后同样还隐藏着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
是啊! 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什么是乐?乐是音乐，也是快乐。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
那么，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周其实也是在摸石头过河：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封建到底是个什么鬼？
前面提到了礼乐制度，那么是不是仅凭礼乐制度就可以让周公睡好觉了呢？当然不会这样，周还有另外三个制度：井田、封建、宗法，它们和礼乐并称四大制度。
井田是经济制度，顾民生；
封建是政治制度，从民意；
宗法是社会制度，敦民俗；
礼乐是文化制度，安民心。
在此我们先来聊聊封建，此处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跟封建礼教或封建迷信更是两回事。
封建，通俗地说就是“分封”，但叫“封建”更准确。因为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封和建，都是动词。邦和国，是名词。封邦建国，是动宾词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
先说“封”。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这是许慎的解释，也是学界的共识。说白了，就是分封诸侯的时候，要给他一片领土，一个地盘，还要明确地划出疆界。这就得“封”。
具体做法，是在边境线上挖沟，叫“沟封”。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高高隆起，叫“封土”。土堆上面还要再种树，叫“封树”。种树主要是为了加固隆起的封土，防止坍塌，同时也更醒目。至于那条沟，也有多用。它是疆界，也是渠道，平时蓄水养树，涝时可以排洪。
封的意义在“疆”，所以也叫“封疆”。封出来的政治实体，就叫“邦”。
因为周天下在理论上和名义上是周和周王的，周联盟的成员国不是“加盟国”，而是“隶属国”。其次，周王国与诸侯国，周天子与各国君，是君臣关系，并不能平起平坐。第三，各诸侯国的主权和治权，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周天子授予的，天子对他们不但要封，而且要建。
建，也许比封更关键。什么是“建”?
建就是建国。它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授土：册封仪式是隆重的。祭坛由青白红黑黄五色土筑成，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交到诸侯手里。这就叫“授土”，表示诸侯拥有对那片土地的使用权。
授民：赐给诸侯的人民则包括三部分:本族臣僚、殷商遗民，以及封地上的原住民。当然，这主要是指鲁、卫、晋、燕之类。其他邦国不一定有殷商遗民，原住民则一定有的，领导班子也一定是他自己的。这就叫“授民”，表示诸侯拥有对那些人民的统治权。
授爵：指定国君，包括命名国号(比如宋、齐、鲁、卫)，发表训示(比如《康诰》)，赐予受封的象征物(比如冠冕、礼器、仪仗)。这就叫“授爵”，表示诸侯相对独立，权力合法，并拥有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世袭权。
封建制，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
最高也最大的，叫“天下”。按照当时的观念，它就是全世界，所以又叫“普天之下”。天下的最高领袖叫“天子”，即周王，也叫周天王。他是天底所有人共同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的邦国是王国，他的族人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他的社稷则叫王社。
次一级的叫“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其爵位细分应有五等，统称则为“公侯”。所以，他们的族人是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他们的社稷，为人民立的叫国社，为自己立的叫侯社。
再次一级的叫“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比如春秋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国君称姓(姬姓、姜姓、姒姓、嬴姓)，大夫称氏。所以，大夫的族人是氏族，他们的家庭是氏室。
天下、国、家，层次分明吧?
这就是所谓“封建”。
很清楚，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
叫“封土立家”。后一种封建(封建大夫之家)，也是有青铜器铭文为证的。
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大夫对诸侯要尽力辅佐，并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诸侯的义务，则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当然，如果受到其他诸侯欺侮，也可以向天子投诉，天子则应出面为他主持公道。这是天子的义务。
同样，权利和权力也很明确。
天子的权力是封建诸侯，这就是建国;诸侯的权力是封建大夫，这就是立家。但是大夫不能把自己的“家”再分封给别的什么人。也就是说，大夫没有再封之权。这个规定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
井田与宗法
聊完礼乐和封建，我们再来看看剩下的井田制度和宗教制度。
诸侯们获得三授完成分封，下一步就是火急火燎地带人奔赴封区，定疆域，建社稷，封子弟，收赋税，分田分地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宗庙和社稷。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社稷则祭祀土地和谷神。这个祭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土有谷就有民。于是，社稷便成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由此还诞生了一种建筑制度，即国都的中央是宫殿，宫殿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叫“左祖右社”。
分到的土地和人民也要整合。具体方案是人民编组，土地分块。先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包产到户，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才能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就叫“井田制”。
从象征的意义讲，井田制甚至也是一种“封建”。或者反过来把封建看作井田。天下之中的周王，封国之中的诸侯，就是当中那块公田。
最后聊聊宗法制，什么是宗法制？
不管是天子、诸侯、大夫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衣钵传给谁。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那不坏菜了！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祖是开创者，只能该谁是谁。宗是继承者，必须有继承之法。宗法制就是规定谁为“宗”的，所以叫“宗法”。换言之，宗法就是“定宗之法”。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属于礼法，也是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
于是嫡长子横空出世成了祖宗家业的合法继承人（周之前的夏和商是怎么解决继承人问题的呢？）。按照这种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原则上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除非没有嫡长子(正妻无出)，或嫡长子无法继承。反过来，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的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妾既然人数众多，当然是庶。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最早的女奴则是女性战俘。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也因此，这样一种制度，就只能叫“一妻多妾”，不能叫“一夫多妻”。
结合上面谈到的内容总结宗法三要素如下：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家天下
随着周的四种制度建立，还促成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周朝变成了家天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贵族都是世袭的，但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亲生的总不能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吧?
于是只能一代一代的继续分封。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封土立家，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因此家天下就逐渐形成了：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以下，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是“三级爸爸”，小民则是“子女”，叫“子民”。
子女也要成家立业，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就构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而对“士”这一阶层的忽视却为周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士，被低估了的贵族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封来封去几代之后必然会出现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这些人构成了最低等级的贵族：士。
虽然只是最低等级的贵族，但是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其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不复存在，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周朝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例如：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 (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其中能打的成了战士、保镖、刺客；舞文弄墨的做了史官、智囊、文秘；有经济头脑的成了管家、会计、经纪人；会方术的，当了郎中，风水先生。
原本周朝的士，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如果当时周人这样做了，士将成为巩固各级统治、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天子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
天子如此，诸侯也好不到哪去，因为同样的情况在诸侯身上也在发生。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 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
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既然如此，那士为什么辅佐的是诸侯和大夫而不是天子呢？按书中的说法是因为：礼。
周亡于礼？
礼是如何束缚士的呢？对此书中讲了一个“爱国贼”的故事。
鲁国大夫季孙氏有一个家臣叫的一个家臣南蒯 (kuǎi)，是季孙氏封地费邑的宰。自从季孙氏把费邑承包给南蒯后，自己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南蒯在那里当了三年的话事人。
公元前530年，当季孙氏跟鲁国国君叫板的时候，南蒯选择站在国君一方，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嘛，毕竟要忠君爱国嘛。但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他治下的费邑人不干了。他们把南蒯抓起来，并给他讲道理说：“过去我等听命于先生，是因为忠诚于主上。现在先生有了那种想法，我辈却没有这等狠心。那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负，上哪儿不能实现啊!”
此时的南蒯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可家臣爱国，何罪之有?
当然有罪，这个罪名就是：僭越。
用易老师的话来说就是：通房大丫头把自己当成了大老婆。
因为家臣的本分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于是，爱家不爱国，便成了家臣的职业道德。这个雷人的观点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却在当时真实的存在。而且相对应的，王臣也就会先变成侯臣(诸侯之臣)，再变成家臣(家君之臣)。
因此，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这时的周天子，貌似反而成了光杆司令。
此时封建的弊端也暴露出来，它只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 (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
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严格按照这礼法的规定去爱，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这就是礼：只认秩序，不管是非。
按照这个礼”，诸侯如果对抗天子，大夫就应该跟着对抗，大夫如果反叛诸侯，家臣也会跟着反了。周的灭亡，这就是伏笔。
冠礼的科普
前面虽然提到了礼是周灭亡的伏笔，但是并不妨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书中看到的关于“冠礼”的内容。
冠礼又叫“婚冠礼”，其实就是贵族子女的成年礼。
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
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
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当然意味着成人。
有字以后，男孩子就可以叫做士(广义的士)，也叫丈夫。古人认为，儿童身高六尺，叫“六尺之童”。成年男子身高一丈，叫“一丈之夫”。所以，丈夫就是成年男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此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
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发同时，因此叫“结发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待字，其实是等待婚姻。但意义重大的是“加冠”。
加冠一共三次：
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
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
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
一加缁冠，有参政权；二加皮弁，有从军权，三加爵弁，有祭祀权。有权利就有义务，何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三次加冠后，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发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
显然，束发和加冠，都意味着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而且，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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