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是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伊藤、大久保、大隈，至少也是西乡。”
据说，胡适曾这样评论王韬。
我是在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中读到这句的。这本书放在书架上多年，对我来说，它为我理解晚清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它不是李鸿章、康有为的晚清，而是一个生活于上海的租借与殖民城市香港的文人眼中的晚清，一个早已获得智识启蒙、却从未获得政治重要性的人物。我也记得，柯文的“口岸知识分子”与“沿海中国”的提法，很有启发性。
我曾特意去了豫园。假山、回廊、松竹梅、楹联，它是由一个各种象征构成的世界，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传统中国的世界。它的历史足以追溯到晚明，而风格则来自苏州园林。在豫园外，是闹哄哄的庙会式生活。我吃了南翔馒头铺的汤包，逛了雷同的摊位，去城隍庙燃了一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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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150年前，王韬与他的朋友们常在此“醉后高歌碎唾壶”。他们都是一群科举不成的文人，为英国传教士、美国商人创建的学院与报馆工作……
他所在时刻的上海，既是这个城市崛起之时——太平天国之乱既把更多人口、财富推到这座城市；也是中国历史模式的转变之时——将外来势力局限于十三行的贸易的广州模式彻底破产了，一个外来者更全面的商业、军事、政治影响的上海模式开始了。
王韬是这各新模式的产物。不过，当他1897年去世时，终其一生，他生活在壮志未酬的苦涩中。他是同代人中思路最开阔的一位，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编辑发行第一份报纸《循环日报》（1874年），当普法战争爆发后，他《普法战纪》则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对这场重要的欧洲战争进行描述、分析的书籍。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普法战纪》没有在中国国内得到重视，却在日本激起了强烈回响。在他1879年应邀访问日本时，他被日本文人当作中国最杰出的人士来对待。他似乎在两个方面都符合日本人对“杰出”的定义——既浸淫在汉学传统中，又熟悉西洋事务。也很少有日本人，即使启蒙之父福泽谕吉，都未有他在欧洲的广泛游历经验。
但王韬从未在母国赢得类似的待遇。他纵情于酒精、美人、狂狷之举，似乎只有在其中才能获得暂时的麻痹。当他离世时，似乎很少有人注意他的存在。即使当北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些新变革者——不管是康梁还是六君子——都很少注意到他的思想遗产。
而当新一代变革者自以为发现了崭新的观念时，其实不过是重复了上一代人的思想。溢满的重复与苦涩，似乎是阅读中国近代改革者们的最大感受。倘若思想总是无法转化为实践，思想就变得停滞、僵化。除去谭嗣同，中国近代改革者都没有吉田松阴式的壮烈。
于是，人们要么选择龚自珍式的愤世嫉俗，要么是王韬式的自我麻醉。他们都是面对一个逼仄的人生选择的无奈反抗。
我很是怀疑，我们这一代人是否真的能摆脱这样的循环。
（转自许知远《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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