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7月18日凌晨,4点35分,我将孩子们从床上叫醒。
4点50分,我们已经在去参加葬礼的路上。
西方半空的月亮水一样苍白,空气干净,正从黎明前的黑暗和幽深中走出来。
到达村口时,已有两辆车停在村口的省道边,打着双闪,黄色灯光在淡薄的晨雾中跳跃,是这个黑暗黎明里的唯一生气了。
我停好车,就在那两辆车前面,同样打开双闪锁好,和四嫂以及孩子们走下省道。
过一会儿,送葬队伍将走到这里,人们将在此依次上车前往殡仪馆。
我们前方,仿佛就在村子的那一端,从一排高大杨树后面漫过来的鱼鳞云,像一把扇子,被地平线下的太阳照亮,颜色从黄到灰到黑,而头顶一片空白。
夜里刚下过一场大雨,脚下的水泥路面昏暗,要低头仔细避开脚下的水洼和污泥。
路上没有人,也听不到秋蝉鸣叫,连鸟的叫声也没有。
这是个闷热而充满奇幻色彩的农村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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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还是比他们交代时间迟了十分钟。
但很明显,我们来的算是早的了。一个婶子和我打招呼,让我们赶紧去吃饭。
院子里外各搭着一个篷子,下面放了许多圆桌和钢筋薄铁皮焊成的简易圆凳,但已在吃饭的人们并没有几个坐下来,多数人都围着桌子站立,手里端着一碗白菜豆腐汤,筷子上夹着一片馒头。
烧菜的炉子摆在路边,炉旁洼地的浑浊积水里飘着油花,浸在里面的青草和蛋壳已经腐烂了,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
我注意避开站在用一排片石铺成的小路上的人们,去到篷子下面,给自己盛一碗汤。
人越来越多,于三拎着一个马夹袋从院子里走出来,大声叫我的名字,我朝他扬手。
他走过来,将一个两寸宽的白布条给我,还有两包香烟,二十块钱。
这些是做为用我车子的酬劳,白布须要系在反光镜上,哪怕是自己家的车子,也必须要,不知道为什么。记得那年二爷爷去世,我拿到的酬劳是几枚一元硬币,两块还是三块?我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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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50分,灵车来了,停在院前路上,唢呐声骤然响起,人们脚步匆忙起来,开始里里外外的跑动。
忙事的人神色严肃,指挥着大家各自抓紧就位。
我叫上儿子,让他跟在我后面。
堂叔们和他们的儿子已经跪在院子里,排成一排,面向放着二奶奶遗体的堂屋,最前面的大堂叔抱着二奶奶遗像。
我挤进堂屋,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正在给小辈们分发哭丧棒,拿到的马上出去跪到队伍后面。身后的姑妈和婶母们哭声大作。
盛着二奶奶遗体的冰棺被几个人从屋里拉出来,女人们追在后面哭喊,男人们起身,列队走出院子,一个男人在队伍旁指挥着,大家走到灵车前复又跪下。
灵车启动后,男人们起身,队形不变,仍从队首转向后方,跟在扛着旌旗的女婿和唢呐队后面缓慢步行,灵车和追着灵车哭喊的女人们在最后面。
队伍很长,捧着哭丧棒的男人包括男孩子们无一例外的低着头,沉默缓行,前方的唢呐声和后面女人们的哭声听起来那么遥远。
沿途观看的人们窃窃私语,评头论足,几个孩子跟着队伍跑动。队伍里的其他人不知会不会因此而不自在,总之我觉得这整个仪式充满奇幻色彩和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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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哭丧棒,在长长的队伍中垂首缓行,这已是我第四次经历了,从奶奶到二爷爷到爷爷,到这次的二奶奶。
但我在每次这样的经历过程中并未能感到有多哀伤,如果有——当我在那垂首前行的队伍中,也曾泫然欲涕过,也曾眼含热泪,但那也只是针对活着的人。
我曾多次梦到过死亡,梦到过自己的葬礼,和这现实不同的是我并不在这行走的队伍里。
在梦里,我的灵魂在空中浮沉,我低头看着拉着我尸体的送葬队伍无声行走,长路没有尽头。
我很享受那种浮浮沉沉的失重感觉,觉得死亡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没有其他事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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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仪馆人满为患,车子胡乱停放在草坪上,刚失去亲人的人们脚步迟滞,来来回回行走着,身后披着的白布拖在地上,沾满污泥。
一个皮肤黝黑的小女孩从草坪上跑过。她并不能知道她身上披着的那块白布代表什么意义,但和这类似的各种装束和仪式将在她往后的人生中频繁出现。
每个告别仪式都须要有鲜花。于是,二十块钱一束的鲜花被殡仪馆循环利用着。他们将堆在即将被推入炉子的遗体上面的鲜花拿下来,将蔫了或被不同的手握过并揉碎的花瓣和叶子摘除掉,胡乱扔在过道里。
同时,被扔在过道地上的,还有各种饮料瓶,瓶盖,纸巾和烟蒂。空气污浊得让人无法忍受。
“还要多久才好啊?”
我问从我面前走过的一个熟人。他和我同村,是我家邻居,现在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已经进去十分钟了,再过半小时就好,我刚去关照过。”
“以前烧一个只要二十五分钟,现在不行,烟囱被封掉了,搞环保,烧一个最少四十分钟。”
他指向左前方不远处光秃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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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45分,骨灰被从窗口送出来,装入骨灰盒。
9点10分,到达墓地。
葬礼的仪式到了最后时刻。
太阳火辣,偌大墓地找不到一块荫凉,唢呐声潦草无力,声音微弱,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躁。
墓穴是早几年二爷爷已经占了的,只要打开,将二奶奶安放在他边上即可。
在边上人的协助下,守墓人揭开墓穴上的大理石墓碑和水泥封盖。墓穴里积水很深,用一个舀子舀净擦干,墓穴四角各放一枚一元硬币,中间一枚,铺上带来的薄被,骨灰盒放下去,盖上写有二奶奶姓氏的旌旗,放入八枚硬币,摆放成十字(二奶奶信耶稣),洒半瓶酒,重新封上。所有人排队磕头,将头上的孝帽取下,葬礼结束。
持续几天的严肃紧张总算过去了,大家好像都松了口气,所有人委顿不堪,疲态尽显,但神色和语气都轻松了,结伴说着话,中间甚至夹杂着笑声,各自上车从墓园回去。
一会儿的中午十一点后,大家都将回到那个院子里外的篷子下面,和大半个村子里留下来的人一起,吃饭,喝酒,说好久不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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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我曾回去过,母亲说起过二奶奶的状况,问我去不去看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
我能想象得到,一个躺在病榻上三个月的将死之人的状态,意识模糊,不能说话,只靠一些流质维持生命。
我不愿去面对这个场景,不愿将我的怜悯送给任何人,更无法让一些凄凉和不忍目睹的境况有所好转。
既然我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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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墓地回来后的那个中午,在那场漫长葬礼最后一顿正餐酒席上。
和所有人一样,我坐在篷子下面,汗流浃背。
两台巨大的落地风扇在篷子一头工作,将风灌进来,将每个人的说话声吹向篷子另一头,于是说着话的人们不得不交头接耳或者大声喊出来。
我让父亲坐在我边上,别去隔壁桌上,和那些和他年纪相仿的人坐一起,他们喝酒太凶。
如今,能将这么多人聚到一起的,唯有葬礼了。
这些年来,慢慢的,和家乡的许多人,亲戚,朋友,曾经一起出外的老乡,同学,都断了交往,缺席了很多他们诸如婚礼生子庆生等各种仪式。但这并不会让我有多遗憾。
对我来说,唯有葬礼才最重要,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告别仪式,才有让人不得不参加的理由。
隔壁桌子上的叔伯们并未能放过父亲,不断有人过来和他碰杯喝酒,高高的将头仰起来,将酒倒进嘴里,而嘴里的话语,早已不连贯了。
我看着他们花白的头发和通红脸膛,无法阻止他们和我父亲将一杯杯白酒倒入自己喉咙。
他们的生活大多如这场葬礼一样,过得潦草而局促,有很多人早已病体缠身。
爷爷奶奶辈们已经一个没有了,而死亡的收割机器不停,越来越近,正向他们轰隆驶来。
所有人,包括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出席一场又一场越来越潦草的即将属于他们的葬礼,看着长长的送葬队伍无声行走,长路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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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的农历7月13日,二爷爷去世。
今年农历7月14日,二奶奶去世(很遗憾,她老人家说过一定选在和二爷爷一天走的,最后还是差了一天)。
十三年前的农历8月16日,我奶奶去世。
六年前的农历8月13日,爷爷去世。
四次葬礼,恰逢中元节、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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