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
为什么在整个动物界只有人属演化出了比例如此庞大的思考器官?答案在于:庞大的大脑也是个庞大的负担。大脑结构脆弱,原本就不利于活动,更别说还得用个巨大的头骨把它装着。而且大脑消耗的能量惊人。对智人来说,大脑只占身体总重约2%~3%,但在身体休息而不活动时,大脑的能量消耗却占了25%。
手能做的事情越多,可以说人就变得越厉害;于是人的演化也就越来越着重神经发展,也不断地对手掌和手指的肌肉做修正。于是,为了能望远、能有灵活的双手,现在人类只得面对背痛、颈脖僵硬的苦恼代价。
与其他动物相较,人类可说都是早产儿,许多重要器官的发育都还不够完善。想养孩子,就需要其他家族成员和邻居持续提供协助。要养活一个小孩,得靠全部落共同的努力。于是,演化也就偏好能够形成强大社会关系的种族。
长久以来,智人一直只是稳定位于食物链的中间位置,直到最近才有改变。一直要到40万年前,有几种人种才开始固定追捕大型猎物,而要到10万年前智人崛起,人类才一跃而居于食物链顶端。人类历史上众多的灾难,不论是生灵涂炭的战乱还是生态遭逢的浩劫,其实都是源自这场过于仓促的地位跳跃。
知善恶树
人类的语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最常见的理论,认为人类语言最为灵活。第二种理论,也同意人类语言是沟通关于世界的信息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关于狮子和野牛,而是关于人类自己。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根据这一理论,智人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八卦通常聊的都是坏事。这些嚼舌根的人,所掌握的正是最早的第四权力,就像是记者总在向社会爆料,从而保护大众免遭欺诈和占便宜。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无论是八卦理论或是“河边有只狮子”的理论,都有部分属于事实。
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人或狮子的信息,而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然而,“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
社会学研究指出,借由八卦来维持的最大“自然”团体大约是150人。只要超过这个数字,大多数人就无法真正深入了解、八卦所有成员的生活情形。只要在150人以下,不论是社群、公司、社会网络还是军事单位,只要靠着大家都认识、彼此互通消息,就能够运作顺畅,而不需要规定出正式的阶层、职称、规范。然而,一旦突破了150人的门槛,事情就大不相同。
所以,究竟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至于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像是公司,我们没办法明确指着它,它不是一个实体对象,而是以一种法律实体的方式存在。正因如此,人类才一起想出了“有限公司”这种概念。在法律上,这种公司是独立的个体,而不等于设立者、投资者或管理者。虽然公司并没有真正的实体,但在法律上我们却将它称为“法人”,好像它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一般。说穿了,就是讲故事,再说服听众相信这些故事。
然而,要说出有效的故事,其实并不容易。难的点不在于讲故事,而在于要让人相信。这种通过故事创造的东西,用学术术语来说就称为“小说”’“社会建构”或者“想象的现实”。然而,所谓“想象的现实”指的是某件事人人都相信,而且只要这项共同的信念仍然存在,力量就足以影响世界。
从认知革命以来,智人一直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现实之中。一方面,我们有像是河流、树木和狮子这种确实存在的客观现实;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像是神、国家和企业这种想象中的现实。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因此,自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据我们所知,过去想要改变社会结构、发明新科技或是移居到新的地点,多半是因为基因突变、环境压力,而不常是因为文化的理由。在认知革命之后,虽然智人的基因和环境都没什么改变,但智人还是能够迅速改变行为,并将新的行为方式传给下一代。
过去远古人类的行为模式可能维持几万年不变,但对现代智人来说,只要十几二十年,就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人际交往关系和经济活动。一旦没有这种建构虚幻故事的能力,尼安德特人就无法有效大规模合作,也就无法因应快速改变的挑战,调整社会行为。
认知革命正是历史从生物学中脱离而独立存在的起点。认知革命之后,我们要解释智人的发展,依赖的主要工具就不再是生物学理论,而改用历史叙事。
我们和黑猩猩的不同,是要在超过了150人的门槛之后才开始显现,而等这个数字到了一千或两千,差异就已经是天壤之别。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然而,我们和远古人类的不同处就在于与大量陌生人合作的技术有了大幅提升。
亚当和夏娃的一天
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我们的饮食习惯、冲突和性欲之所以是现在的样貌,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着狩猎采集者的头脑,但所处的却是工业化之后的环境,像是有超级城市、飞机、电话和计算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比前人享有更多物质资源,拥有更长的寿命,但又觉得疏离、沮丧而压力重重。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想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就需要深入研究狩猎采集者的世界,因为那个世界其实现在还牢牢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于是,这种想大口吃下高热量食物的直觉本能就这样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
看看从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到12000年前的农业革命之间,智人究竟是怎么过生活的。远古的采集生活与后来的农业和工业生活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极少使用人造物品,而且这些物品对他们生活的作用相对并不大。因此可以合理推测,他们的心理、宗教和感情生活多半不需要人造物品的协助。所以,想光靠现存的文物来了解远古狩猎采集生活,就是会有这种偏差。毕竟,语言和文化正是认知革命的主要成就。
狗是第一种由智人驯化的动物,而且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便已发生。
流浪正是促成人类扩张到全球的动力。
智人采集的可不只是食物和原物料,同时还有“知识”。换句话说,采集者对于他们周遭环境的了解,会比现代人更深、更广也更多样。现代人必须专精于自身小领域的知识,但对于其他生活中的必需,绝大多数都是靠着其他各领域的专家,每个人懂的都只限于自己的那一小方天地。就整体而言,现今人类所知远超过远古人类。但在个人层面上,远古的采集者则是有史以来最具备多样知识和技能的人类。采集者不只深深了解自己周遭的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也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感官世界。他们总是以最省力、最安静的方式行动,也知道怎样坐、怎样走、怎么跑才能最灵活、最有效率。
采集者之所以能够免受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困扰,秘诀就在于多样化的饮食。远古的采集者通常都会吃到数十种不同的食物。也因为采集者不依赖单一种类的食物,就算某种食物来源断绝了,影响也不会太大。正因为这些在农业时代前的采集者有健康和多样化的饮食、相对较短的工作时间,也少有传染病的发生,许多专家将这种社会定义为“最初的富裕社会”。
毁天灭地的人类洪水
这些前往澳大利亚的移居者(其实是征服者)所做的不只是适应当地环境,而是让整个澳大利亚生态系统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现在常常把很多事情都推给气候,但事实是地球的气候从来不会静止,而是每分每刻不断变化,史上不管哪个事件,都多少会碰上一些气候变迁的情形。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够在基因几乎毫无改变的情况下,这样快速地迁移到如此大不相同的环境当中。
智人的第一波殖民正是整个动物界最大也最快速的一场生态浩劫。其中受创最深的是那些大型、毛茸茸的动物。第一波的灭绝浪潮是由于采集者的扩张,接着第二波灭绝浪潮则是因为农民的扩张;这些教训,让我们得以从一个重要观点来看今日的第三波灭绝浪潮:由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物种灭绝。
对全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动物来说,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史上最大骗局
从采集走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
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类有着种种先进科技,但食物热量超过90%的来源仍然是来自人类祖先在公元前9500年到公元前3500年间驯化的植物:小麦、稻米、玉米、马铃薯、小米和大麦。在过去2000年间,人类并没有驯化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动植物。可以说,人到现代还有着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心,以及远古农民的胃。
在我们远古祖先所狩猎采集的成千上万物种中,适合农牧的只有极少数几种。这几种物种只生长在特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农业革命的起源地。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真正的主要嫌疑人,就是那极少数的植物物种,其中包括小麦、稻米和马铃薯。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生存和繁衍正是最基本的演化标准,而根据这个标准,小麦可以说是地球史上最成功的植物。智人这种猿类,原本靠着狩猎和采集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直到大约1万年前,才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培育小麦。
现代社会繁荣富庶,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弊处何在,毕竟这一切的富裕和安全都是建立在农业革命之上,所以我们也就觉得农业革命真是个美妙的进步。
对于个人来说,小麦根本算不上给了什么。但对于智人这个物种整体来说,小麦的影响就十分深远。物种的演化成功,看的就是这个物种DNA拷贝数在世界上的多寡。在这漫长的数千年间,人类偶尔会吃吃小麦,但绝非以它为主食。而在大约18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全球气候变暖。随着气温上升,降雨也增多。在中东,这种新气候非常适合小麦和其他谷物生长,于是这些作物也繁衍蓬勃。
为什么人类会犯下如此致命的误判?其实人类在历史上一直不断重蹈覆辙,道理都相同:因为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最后的结果。每次人类决定多做一点事(像是用锄头来耕地,而不是直接把种子撒在地上),我们总是想:“没错,这样是得多做点事。不过收成会好得多!就再也不用担心荒年的问题了。孩子也永远不用挨饿入睡。”确实这也有道理。工作努力辛苦一些,生活也就能过得好一点。不过,这只是理想的状况。这些远古的农民也没想到,母乳喂得少了,粥喂得多了,就让孩子的免疫系统下降,而且永久聚落也成了疾病传染的温床。
这样一来,发现苗头不对,为什么他们不赶快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生活?部分原因在于,所有改变都必须点点滴滴累积,经过许多代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社会;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过去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选了。另一部分,是因为人口增长就像是破釜沉舟。一旦采用农耕之后,村落的人口从100人成长到110人,难道会有10个人自愿挨饿,好让其他人可以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这已经再无回头路。人类发现时,已经深陷陷阱、无法自拔。于是,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而且这可不是史上的最后一次。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往往最后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
在传统信件的年代,我们通常只有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才会写信。写起信来也不是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字斟句酌、考虑再三。而且,通常对方的回信也会同样慎重。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月来来去去的信顶多就是几封,也不会有人急于立刻回复。但在今天,我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电子邮件,而且所有人都希望你立刻响应。我们以为自己省下了时间;然而,我们其实是把生活的步调加速成过去的十倍快,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
农业革命要成功,并不需要某个地区的所有部落都无异议通过。一切都只从“一个部落”开始。不论是在中东还是中美洲,只要有一个部落定居下来、开始耕作,走向农业的趋势就已经无法抗拒。由于农业可促成人口迅速增长,通常农业部落光靠人数就已经大胜采集部落。这时,采集部落只剩两种选择,第一是逃跑,放任自己的猎场成为农场和牧场;第二就是拿起锄头,自己加入农业的行列。无论哪种选择,都代表旧的生活方式注定将要凋零。
这个关于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并没有人在背后操纵农业革命发生,或是意图让人依赖谷类维生。一开始只是各种小事,主要就是希望吃饱一点、生活安全一点,但最后累积引起的效应,就是让远古的采集者开始花上整天的时间,在烈日之下挑水务农。
我们从农业革命能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很可能就是物种演化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个体的幸福。
盖起金字塔
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成了远比过去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与“自己家”紧密相连,但与周遭其他物种画出界线。而且在农业革命之后,“未来”的重要性被提到史上新高。农民不仅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未来,还几乎可以说是为了未来在服务。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史上的场场战争和革命,多半起因都不是粮食短缺。这种灾难的根源在于,人类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一直都只是几十人的小部落。从农业革命之后,不过短短几千年就出现了城市、王国和帝国,但时间并不足以让人类发展出能够大规模合作的本能。
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农业革命让人能够开创出拥挤的城市、强大的帝国,接着人类就开始幻想出关于伟大的神灵、祖国、有限公司的故事,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
“合作”听起来应该十分无私而且利他,但这件事并不总是出于自愿,而且还更少能够公平。所有这些合作网络,不管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还是秦朝和古罗马的帝国,都只是“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支持它们的社会规范既不是人类自然的天性本能,也不是人际的交流关系,而是他们都相信着共同的虚构神话故事。不管是汉谟拉比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心中都有个想象的现实,想象着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或阶级),但这种不变的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象力里,只存在于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
所谓平等的概念,是与“创造”的概念紧密相关。演化的基础是差异,而不是平等。每个人身上带的基因码都有些许不同,而且从出生以后就接受着不同的环境影响,发展出不同的特质,导致不同的生存概率。“生而平等”其实该是“演化各有不同”。
根据生物学,人并不是“创造”出来的,自然也就没有“造物者”去“赋予”人类什么。个体诞生的背后就只是盲目的演化过程,而没有任何目的。所以“造物者赋予”其实就只是“出生”。所以,“不可剥夺的权利”其实是“可变的特性”。
我们相信某种秩序,并非因为它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因为相信它可以让人提升合作效率、打造更美好的社会。这种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绝非邪恶的阴谋或是无用的空谈,而是唯一能让大群人类合作的救命仙丹。
自然界的秩序是稳定不变的,就算人类不再相信世界上有重力,重力也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但相反的是,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总是有一夕崩溃的风险,因为这些秩序背后靠的都是虚构的故事,只要人们不再相信,一切就风云变色。为了维持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必须持续投入大量心力,甚至还得掺入些暴力和胁迫的成分。像是为了让民众不违反想象建构的秩序,国家就需要有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不分昼夜发挥作用。然而,光靠暴力还不足以维持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我们另外还需要一些真正坚信如此的信徒。
如果真的是什么都不信(像是犬儒学派),就很难是个贪婪的人,毕竟客观来说,只是单纯要满足智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并不难。创立犬儒学派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就住在一个桶里。据说有一天他正在做日光浴,当时权倾天下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来找他,想知道他是否需要些什么,而且保证自己会尽力协助。第欧根尼回答:“确实,有件事可以请你帮个忙。麻烦你移动一下,别再挡住我的阳光。”正因如此,犬儒主义者不可能建立起帝国,而且如果人们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能维持久远,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精英分子)就必须真正相信它。
不管是基督宗教、民主还是资本主义,都只是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而要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些秩序?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个客观事实,是由伟大的神或是自然的法则所创造。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建筑、食谱还是时尚。
有三大原因,让人类不会发现组织自己生活的种种秩序其实是想象:1.想象建构的秩序深深与真实的世界结合。2.想象建构的秩序塑造了我们的欲望。于是,个人欲望也就成为虚构秩序最强大的守护者。现代人之所以要花费大把银子到国外度假,正是因为他们真正相信了浪漫的消费主义神话。浪漫主义告诉我们,为了要尽量发挥潜力,就必须尽量累积不同的经验。必须体会不同的情感,尝试不同的关系,品尝不同的美食,还必须学会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旅游业真正卖的可不是机票和饭店房间,而是旅游中的经验。所以这样说来,巴黎的重点不是城市,印度的重点也不是国家,而是它能提供的经验;之所以要买经验,是因为据说这样就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发挥我们的潜力,并且让我们更快乐。这种做法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某种个人的欲望,而是他深深坚信着浪漫的消费主义。3.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和人之间思想的连接。想象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想象,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ive),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客观”事物的存在,不受人类意识及信念影响。主观”事物的存在,靠的是某个单一个人的意识和信念。主体间”事物的存在,靠的是许多个人主观意识之间的连接网络。同样,不论是美元、人权还是美国,都是存在于数十亿人的共同想象之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无力撼动这些概念。
正因为这些由想象建构的秩序是存在于主体之间,想要改变这些秩序,就得同时改变数十亿人的想法,这绝非易事。由此可见,为了改变现有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就得先用想象建构出另一套秩序才行。
记忆过载
一个帝国要运作,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但很遗憾,对于整个帝国这么大的数据量来说,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个很好的储存设备,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大脑的容量有限。第二,人类总难免一死,而大脑也随之死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的大脑经过演化,只习惯储存和处理特定类型的信息。因此,演化压力让人类的大脑善于储存大量关于动植物、地形和社会的信息。文字对人类历史所造成最重要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过去的自由连接、整体思考,已经转变为分割思考、官僚制度。
历史从无正义
简单的讲法,是人类创造出了由想象建构的秩序、发明了文字,以这两者补足我们基因中的不足。然而历史的铁则告诉我们,每一种由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都绝不会承认自己出于想象和虚构,而会大谈自己是自然、必然的结果。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只有自己社会的阶级是自然的,而其他社会的阶级分法都实在是虚假又荒谬。但事实已经证明,大多数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有钱的家庭,而大多数穷人一辈子没钱,也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而已。
一次又一次,人类要让社会有秩序的方法,就是会将成员分成各种想象出来的阶级,像是上等人、平民和奴隶;白人和黑人;贵族和平民;又或是富人和穷人。阶级有其重要功能。有了阶级之后,陌生人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真正了解彼此,也能知道该如何对待对方。这些阶级制度开始时多半只是因为历史上的偶发意外,但部分群体取得既得利益之后,世世代代不断加以延续改良,才形成现在的样子。你可能会认为,人们总会渐渐明白这些印记都是虚构的而非事实,随着时间过去,黑人就能够证明自己和白人一样能干、守法、干净。但情况却正相反,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偏见只会越来越深。
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的故事延续壮大。只不过,有某种阶级制度却是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里都有着极高的重要性:性别的阶级。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区分男女,而且至少在农业革命以前,几乎世界各地都是男人占尽好处。
一项黄金法则就是“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天生自然的生物学,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然而,文化却要求必须实现某些可能性,而又封闭了其他可能性。文化总会说,它只是禁止“不自然的事”。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真正完全“不自然”的事,是指违背了自然规律,但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也没有禁止的必要。事实上,许多人认知的“自然”和“不自然”并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督教神学的概念。
一开始,性行为就是为了繁殖,而求偶仪式则是为了要评估对方的健康程度。各种规定男人就该如何、女人就该怎样的法律、规范、权利和义务,反映的多半只是人类的想象,而不是生物天生的现实。正由于定义男女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并不是生物学,而只是虚构的故事,所以每个社会认为“够男人”和“够女人”的意义也就大不相同。学者为了把概念讲清楚,通常把生物学上的区分称为“性”(sex),而文化上的区分称为“性别”(gender)。性”区分的是男性和女性,属于客观标准,在整个历史上未曾改变。至于“性别”区分的是男人和女人,所谓“够男人”和“够女人”的标准存在于主体之间,而且会不断改变。正由于“够男人”或“够女人”的标准多半来自文化,而不是天生自然,所以没有什么社会是在人一生下来之后就觉得男性够男人而女性够女人。而且就算得到认可了,也还不能就此松懈。从出生到死亡,男性必须一辈子不断通过各种仪式和表演来证明自己真是条汉子。而女性也永无宁日,必须不断说服自己和其他人自己散发着女人味。
历史的方向
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
虽然每种文化都有代表性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但会不断流动改变。只要环境或邻近的文化改变,文化就会有所改变及因应。除此之外,文化内部也会自己形成一股改变的动力。就算是环境完全与外界隔绝,生态也十分稳定,还是无法避免改变。
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正如中世纪无法解决骑士精神和基督教的矛盾,现代社会也无法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冲突。就像两个不谐和音可以让音乐往前进,人类不同的想法、概念和价值观也能逼着我们思考、批评、重新评价。一切要求一致,反而让心灵呆滞。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历史有个大方向吗?答案是肯定的。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要看更长期整体的趋势,鸟瞰高度便有不足,必须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几世纪,而是几千年的跨度。这种高度能够让我们一目了然,知道历史趋势就是走向分久必合。
想清楚看到历史的大方向,最佳的办法就是数数看不同时期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同时共存的文化。地球上到底曾经有多少不同的人类世界共存?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数千个人类文明。但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只剩下数百个最多也只有两三千个。至于到了公元1450年,这个数字更是急遽下降。
全球文化虽然单一,却非同质。像是单一的有机体有许多不同的器官和细胞,单一的全球文化也包含着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和生活方式,既有纽约的股票经纪人,也有阿富汗的牧羊人。在过去几世纪中,全球化浪潮翻腾汹涌,几乎让所有文化改头换面,再也难窥原貌。从实际观点看,全球融合最关键的阶段就是过去这几个世纪。各大帝国成长,全球贸易强化,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人类形成紧密连接,于是印度菜里出现了墨西哥的辣椒,阿根廷的草原上漫步着来自西班牙的牛。
金钱的味道
曾经在许多地方、许多时间点,人类都曾发明过钱的概念。这需要的不是什么科技上的突破,而是想法上的革新。可以说是人们又创造了另一个存在于主体间的概念,只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人人都想要”正是金钱最基本的特性。人人都想要钱,是因为其他人也都想要钱,所以有钱就几乎可以换到所有东西。正因为有了金钱概念,财富的转换、储存和运送都变得更容易也更便宜,后来才能发展出复杂的商业网络以及蓬勃的市场经济。要是没有钱,市场和商业网络的规模、活力和复杂程度都必然相当有限。金钱并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只是心理上的想象。信任正是所有金钱形式最基本的原料。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金钱:1.万物可换;2.万众相信。
金钱还有更黑暗的一面。虽然金钱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通的信任,但人们信任的不是人类、社群或某些神圣的价值观,而只是金钱本身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
帝国的愿景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文化多元性,疆界灵活性。未来很可能所有人类就是活在单一的帝国之下,而且这会是个真正的全球性帝国。统一全球这件事,很可能已经离我们不远。未来的全球帝国,很有可能正是环保当道。
宗教的法则
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正因为所有的社会秩序和阶级都只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它们也十分脆弱,而且社会规模越大,反而就越脆弱。而在历史上,宗教的重要性就在于让这些脆弱的架构有了超人类的合法性。有了宗教之后,就能说法律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象,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的神圣最高权柄。这样一来,至少某些基本的法则便不容动摇,从而确保社会稳定。(1)宗教认为世界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象或是协议。(2)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发展出它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宗教有普世特质,推广特质。
对多神教徒来说,整个世界就像是反映了神和人类的关系。真正让多神论与一神论不同的观点,在于多神论认为主宰世界的最高权力不带有任何私心或偏见,因此对于人类各种世俗的欲望、担心和忧虑毫不在意。因此,要向这个最高权力祈求战争胜利、健康或下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从他全知全观的角度来说,某个王国的战争输赢、某个城市的兴衰胜败,又或是某个人的生老病死,根本不构成任何差别。就像是泛神论会继续在多神论里延续,多神论也继续在一神论里存活。
二元论与一神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相信“恶”也是独立存在,既不是由代表“善”的神所创造,也不归神所掌管。二元论认为,整个宇宙就是这两股力量的战场,世间种种就是两方斗争的体现。对于二元论者来说,之所以好人也可能发生不幸,正是因为掌理世界的不是某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的神。世界上仍然有个不受控制的恶,而所有的坏事正是源自它。一来是相信确实有一个全能的神,二来就是要相信有两种对立的力量,而两者都并非全能。另一个关键的二元论概念,就是认为身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是有清楚区隔的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上是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圣人,还相信泛神论的鬼魂。
我们目前为止讨论到的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相信的都是神灵或是其他超自然对象。但还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崇拜的并非神祇。这些信仰也认为有某种超人类秩序控制着这个世界,但它们所崇拜的这个秩序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什么神圣的意志。里面典型的例子是佛教,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古代自然法则宗教,而且到今天仍然兴盛。最后他体会到,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祇的任性,而是出于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智,体验事物的本质。
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就是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从本质上就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智人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决定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演化人文主义。
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什么自由意志,而是荷尔蒙、基因和神经突触——我们和黑猩猩、狼和蚂蚁并无不同。
成功的秘密
“如何”和“为何”之间有何不同?描述“如何”的时候,是要重建一连串从一点导致另一点的事件顺序。至于要解释“为何”的时候,则是要找出因果关系,看看究竟为什么发生的是这一连串的事件,而不是另一连串的事件。
历史成为学科的特点之一:对某个时代的了解越透彻,反而就越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那个事件。但如果对某个时期只是一知半解,就很容易受到结果影响,只看到那些最后成真的可能性。事实上,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特别要强调的是,那些在当代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就是最后成真的事
一级混沌指的是“不会因为预测而改变”至于二级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历史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展;而原因就在于“利益”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提升人类福祉”绝不是其主要目标。并没有证据显示史上最成功的文化就一定是对智人最好的文化。而就像演化一样,历史的演进并不在意生物个体是否幸福。至于对个别的人类来说,即使受到了历史演进的影响,但通常一方面太过无知,一方面又太过软弱,因此无力改变。
发现自己的无知
在过去500年间,人类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长。公元1500年时,全球智人的人口大约有5亿,但今天已经到了70亿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然而,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1.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2.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3.取得新能力。
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真正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也就在于公开承认这“整套体系”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现代科学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就让它比所有先前的知识体系更具活力、更有弹性,也更有求知欲。
科学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并以数学工具整理。早期的知识体系常常是用“故事”构成理论,而现代科学用的则是“数学”。牛顿告诉我们,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书写语言是数学。伯努利认为,虽然某些单一事件(例如某个人死亡)难以准确预测,但只要有了许多类似事件,用平均结果来预测就能相去不远。走向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的趋势势不可挡,而所谓的“精确”,正是因为使用了数学工具。就算是像语言学或心理学这种传统上属于人文领域的学科,现在也越来越依赖数学,并试图让自己看来有着精确科学的样子。
对“知识”的考验,不在于究竟是否真实,而在于是否能让人类得到力量或权力。真正的考验就是实用性。能让我们做出新东西来的,就是知识。
一直要到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登场,科学、产业和军事科技才开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从此世界急速全然改观。随着科学开始解决一个又一个过去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也开始相信,只要取得并应用新知,人类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贫困、疾病、战争、饥荒、年老和死亡看来都已不再是人类必然的命运,而只是无知造成的限制。
纵观历史,社会上有两种贫穷:(1)社会性的贫穷,指的是某些人掌握了机会,却不愿意释出给他人;(2)生物性的贫穷,指的是因为缺乏食物和住所,而使人的生存受到威胁。
如果欧洲列强并未资助世界各地的地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研究,不论是达尔文还是华莱士,都无法得到提出演化论背后所需的实证资料。很有可能他们连想都想不到。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得到经费,多半是因为有人认为这些研究有助于达到某些政治、经济或宗教的目的。然而,真正控制科学发展进度表的,也很少是科学家。正因为资源有限,我们就必须回答像是“什么更重要”和“怎样才算花得适当”这种问题。总之,科学研究一定得和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联手,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
科学与帝国的联姻
从1850年起,欧洲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很大程度靠的就是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的合作,以及如同巫术般神妙的科技。中国和波斯其实并不缺乏制作蒸汽机的科技(当时要照抄或是购买都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少的是西方的价值观、故事、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这些在西方花了数个世纪才形成及成熟,就算想要照抄,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内化之所以法国和美国能够很快跟上英国的脚步,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和英国共享一套最重要的故事和社会结构。而中国和波斯总是追赶不及,则是因为整个关于社会的想法和组织就是不同。
究竟欧洲在现代早期培养了什么潜力,让它能在现代晚期称霸全球?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相辅相成: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叶以前,唯一收集整理这些无数科学发现、从这过程中打造出科学学科的人,就是全球欧洲帝国的统治精英及知识精英。不管是想寻找植物的植物学家还是想寻找殖民地的海军军官,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承认无知,都会说“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于是,他们都觉得有走出去、寻找新发现的必要。而且,他们都希望这样取得的新知识能够让他们成为世界的主人。相较之下,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前往遥远的彼岸,除了为了新领土,也是为了新知识。地图上的空白可以说是在心理及思想上的一大突破,清楚表明欧洲人愿意承认自己对于一大部分的世界还一无所知。真正让欧洲人胜出的,是他们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希望探索和征服的野心。现代科学和现代帝国背后的动力都是一种不满足,觉得在远方一定还有什么重要的事物,等着他们去探索、去掌握。
因为帝国与科学密切合作,就让它们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能让整个世界大为改观;也是因为如此,我们很难简单断言它们究竟是善是恶。正是帝国创造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而且,其中还包含我们用以判断世界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教条
真正让银行得以存活甚至大发利市的,其实是我们对未来的信任。“信任”就是世上绝大多数金钱的唯一后盾。银行家和创业者相信面包店能成功,承包商也相信银行未来一定能把钱再还给他。一直要到现代,基于对未来的信任,我们才发展出一套新的系统,才终于有办法跳出这个困境。这项新系统中,人类发展出“信用”这种金钱概念,代表着目前还不存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货品。正是“信用”的概念,让我们能够预支未来、打造现在。而这背后有一项基本假设,就是未来的资源肯定远远超过目前的资源;只要我们使用未来的收入来投资当下,就会带来许多全新而美好的商机
所谓的“进步”,是在承认我们的无知之后,认为只要投资进行研究,一切就能变得更好。由于相信全球经济这块大饼可以不断变大,最后终于产生了一场革命。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可以说是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重点,就在于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应该把利润拿出来,继续投资生产。所谓投资可以分成很多种:扩建工厂、从事科学研究、开发新产品。但不论如何,重点就是要增加产量,转为更多的利润。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资本指的是投入生产的各种金钱、物品和资源。财富指的则是那些埋在地下或是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的金钱、物品和资源
荷兰人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信贷。荷兰到底是如何赢得了金融体系的信任?首先,他们坚持准时、全额还款,让贷款人借款给他们的风险降低。其次,荷兰司法独立,而且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而且他们总是准时、全额还款,绝不拖欠这些买卖大行其道,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欧洲各大主要城市几乎都设立了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
今天在判断某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时,经济体系是否健全远比天然资源的多寡更为重要。与此相对的是,如果某个国家虽然缺少自然资源,却有自由的政府、和平的环境,以及公正的司法系统,它就可能得到较高的信用评级。所以,不管对企业家或劳工来说,最好政府就是无为而治。到了今天,资本主义教条最常见也最有影响力的分身就是自由市场主义。
如果讲到最极端的情况,相信自由市场的概念其实就像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天真。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市场。毕竟,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信任”,而信任这种东西总是得面对种种的坑蒙拐骗。光靠着市场本身,并无法避免诈欺、窃盗和暴力的行为。这些事得由政治系统下手,立法禁止欺诈,并用警察、法庭和监狱来执行法律。
奴隶贸易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暴君或是种族主义者,而是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奴隶贸易背后的黑手并不是国家或政府。这项产业完全出于经济,是自由市场依据供需法则所组织及提供资金。这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中不足之处。它无法保证利润会以公平的方式取得或是以公平的方式分配。而且相反的是,因为人类有追求利润和经济成长的渴望,就会决定盲目扫除一切可能的阻挠。等到“成长”成了无上的目标、不受其他道德伦理考虑的制衡,就很容易衍生成一场灾难。
然而,就像农业革命一样,所谓的现代经济成长也可能只是个巨大的骗局。虽然人类和全球经济看来都在继续成长,但更多的人却活在饥饿和困乏之中然而,这块经济大饼真的能无限制变大吗?每块饼都需要原材料和能源。但早有先知预言警告,迟早智人会耗尽地球上所有的原料和能源。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工业的巨轮
这世界缺的不是能源,而是能够驾驭并转换符合我们所需的知识。学习如何有效驾驭和转换能量之后,也解决了另一个阻碍经济成长的问题:原料短缺。
大西洋奴隶贸易并非出于对非洲人的仇恨,而现代畜牧业也同样不是出于对动物的仇恨。这两者背后共同的推手,就是冷漠。这是演化心理学的基本道理:过去在野外形成的种种需求,就算现在已经不是生存和繁殖所必要,仍然会持续造成主观的感受。工化农业的悲剧在于,它一味强调动物的客观需求,却忽略了它们的主观需要。
这项理论的真实性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证实,当时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哈洛(Harry Harlow)就曾用猴子的发展做过实验。他在幼猴出生后几小时,就把它们和母猴分开,各自关在独立的笼子里,由两只假母猴来负责哺育。每个笼子有两只假母猴,一只使用铁丝材质,上面有可供幼猴吸吮的奶瓶;另一只使用木材,再铺上布,模仿真实母猴的样貌,但除此之外无法提供幼猴任何实质帮助。这样一来,理论上幼猴似乎应该会依附着提供食物营养的金属猴,而不是什么都不做的布猴。但没想到,幼猴显然比较爱的是布猴,多半时间都紧抱不放。如果两只假猴子放得够近,幼猴甚至是紧抱着布猴,只是把头伸去金属猴那边吸奶。哈洛猜想,可能是因为铁丝冷,幼猴不喜欢,所以他还为金属猴加装了一个电灯泡,让金属猴有了体温。然而,除了真的非常小的幼猴之外,大多数猴子选择的仍然是布猴。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生产超出了需求。也是因为如此,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问题:谁要来买这些产品?消费主义的美德就是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鼓励所有人应该善待自己、宠爱自己,就算因为过度消费而慢慢走上绝路,也是在所不惜。肥胖这件事,可以说是消费主义的双重胜利。一方面,如果大家吃得太少,就会导致经济萎缩,这可不妙;另一方面,大家吃多了之后,就得购买减肥产品,再次促进经济成长。
有钱人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投资!”而我们这些其他人的最高指导原则则是——“购买!”想要进入这种新伦理所承诺的天堂,条件就是有钱人应该继续贪婪下去,把时间投入赚更多的钱,至于一般大众则是要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热情,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一场永远的革命
生态环境恶化并不代表就是资源短缺。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过,人类能用的资源其实不断增加,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还会继续。很多人称呼这是“自然的毁灭”。然而,这其实并不能算是“毁灭”,而只是“改变”。自然是无法“毁灭”的。
虽然智人已经越来越不受自然的摆布,但却越来越受到现代产业和政府的支配。工业革命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时刻表和生产线的概念,更将这些概念推广到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当中。在工业革命之前,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都逃不脱三大传统框架:核心家庭、大家庭,以及当地的密切社群。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人类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预设自己属于社群。但仅仅过了两个世纪,我们就成了互相疏远的个人。这可以说是文化力量的最佳证明。正如同核心家庭,只要社群的情感功能还没有完全被取代,就不会从现代世界消失。过去社群的物质功能,现在已经大部分由市场和国家接手,但在部落情谊、同舟共济这些情感上还有待努力。所谓想象的社群,指的是虽然成员并不真正认识彼此,却想象大家都是同一伙的。密切社群能够满足成员的情感需求,而且对每个人的生存和福祉都至关重要。然而,密切社群在过去两世纪间迅速衰微,开始由想象社群填补这种情感上的空缺。
人人都在谈,要进行社会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这些承诺常常都是说到做到。
我们比较容易体会个人的辛酸,而不是人类整体的苦难。
真正的和平不该只是“现在没有战争”,而是“不可能发生战争”。当然,有几对国家之间仍然可能出现战争,像是以色列和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或是美国和伊朗,但这些只是例外情况,反而是证实了规则的存在。首先,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其次,正因为战争的成本飙升,也就代表其利润下降。到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外贸和投资变得至关重要,和平可以说也开始有了特殊的红利。只要日本和韩国相安无事,韩国人可以把产品卖给日本,可以在日本交易股票,也可以接受日本来的投资,而这些都能振兴韩国的经济。
核子末日的威胁促进了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大行其道,于是战争退散、贸易兴旺;贸易成长,也就让和平的利润更高,而战争的成本也更高。随着时间过去,这个良性循环也就对战争造成另一个阻碍,而且可能最后看来会是最重要的阻碍:因为国际网络日渐紧密,使得多数国家无法再维持全然独立,所以其中任何一国片面宣战的机会也就大幅降低。正因为全球帝国的疆域就是全世界,所以世界和平也就能得到有效的维持。我们只要回顾过往就会发现,自己对于过去历史的看法总是受到近几年事件的左右。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历史一再证实,人类有了权力或能力就可能滥用,所以要说能力越高就越幸福,看来实在有些天真。目前有一项耐人寻味的结论:金钱确实会带来快乐,但是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之后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目前看来,对快乐与否的影响,家庭和社群要比金钱和健康来得重要。那些家庭关系紧密良好、社群互相扶持帮助的人,明显比较快乐。而那些家庭机能失调、一直无法融入某个社群的人则明显比较不快乐。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能够决定自己要走哪条路,但也让我们越来越难真正信守承诺、不离不弃。
关于快乐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在于:快乐并不在于任何像是财富、健康甚至社群之类的客观条件,而在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期望之间是否相符。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的期望跟着膨胀,于是就算客观条件其实改善了,我们还是可能不满意。而在一切不顺的时候,我们的期望也变得保守,于是就算又碰上其他的麻烦,很可能心情也不会更低落。一切都只是期望的问题而已。
快乐或痛苦在演化过程里的作用,就只在于鼓励或阻挡生存和繁衍。所以也不难想象,人类演化的结果,就是不会太快乐,也不会太痛苦。我们会短暂感受到快感,但不会永远持续。迟早快感会消退,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痛苦。但还有另一种可能:调查结果让我们知道,快乐不只是“愉快的时刻多于痛苦的时刻”这么简单。相反,快乐要看的是某人生命的整体;生命整体有意义、有价值,就能得到快乐。正如尼采所言,只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几乎什么都能够忍受。生活有意义,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饴;生活无意义,就算在顺境中也度日如年。
不管任何文化、任何时代的人,身体感受快感和痛苦的机制都一样,然而他们对生活经验所赋予的意义却可能大不相同。从我们所知的纯粹科学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命本来就完全没有意义。人类只是在没有特定目标的演化过程中,盲目产生的结果。如果快乐是在于感受快感,想要更快乐,就得操纵我们的生化系统。如果快乐是在于觉得生命有意义,想要更快乐,就得要骗自己骗得更彻底。
智人末日
我们真正应该认真以对的,是在于下一段历史改变不仅是关于科技和组织的改变,更是人类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根本改变。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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