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者与死者的国度之间，有一座桥，那座桥就是爱。它是唯一的幸存之物，也是唯一的意义。
——《圣路易斯雷大桥》 桑顿·怀尔德
以死亡空间为母题的创作并不鲜见，我说的死亡空间，指的是在死亡降临前以及降临后短暂时间内的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我承认克莱尔的《摆渡人》是我最早接触的一本相关题材的故事，她实际上设计了一个精致的、静止的、永恒的彼岸世界，而摆渡人的角色就是将逝者送往那里的引路人。饱受读者诟病的是作者将落脚点放在了男主与女主的青春恋爱剧情上，而没有真正向更深处探索，荒原隐喻指向的是什么，光幕与彼岸指向的又是什么。读者自然可以进行自己的解读，但联系全篇不免有些本末倒置之感。
《摆渡人》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作者对死亡的想象并不灵性，包括我下面提到的《死神先生》也有这个问题（不过表现并不同），创作者们在本体论上依然遵循着传统的三重划分，也就是现实世界、死后世界与虚无世界，现实世界与死后世界的分界是死亡事件，而死后世界与虚无世界的分界在《摆渡人》那里便是荒原上的种种危机的瞬间，在《死神先生》那里则是宇宙之河，贯穿着所谓“宇宙的永恒的爱”，从此从有限步入无限，融入虚无。这种三重划分只不过是将死亡从死亡事件往后推移了一些而已，所谓的第二次死亡只不过是对第一次死亡（现实性的、无可否认的死亡）的仿造，它承认某个终点的永恒存在。（与此相对应的，如果我们考察佛教生死观，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关乎对时间的理解）
其实，这种三重划分以及由这种划分推导出来的预设了一个亡者引导体系的故事，与临终体验、临终关怀有着某种内在互通性。《死神先生》——这部荣获今年星云奖提名的作品——想要表达的东西甚至会和《摆渡人》有些许重合，当然也会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差异。阿历克斯•哈罗笔下的亡者引导员与克莱尔的摆渡人都角色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同他们建立关系、最终让他们接受死亡的事实。在现实中，这通常是由临终关怀医师完成的。
但是哈罗刻意地将亡者引导员置于一种尴尬的处境中，是延长即将死去的孩童的生命，还是尽职尽责地不干预死亡？受到移情的影响，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让他不断回想起自己早逝之子的那个孩童走向死亡，出于一种私人化的怜悯，他违反了死神的戒律——不仅是出于对死者的怜悯，亦是出于对生者的怜悯。
我会用我的永恒换取一个小男孩还有他疲惫的父母吗？用宇宙无限的爱，换取生者那短暂有限的爱？
“是的。”我突然想到，我在尘世上度过的一直想要舍弃的十三年光阴全都是狗屎；而现在，在我死后，我找到了值得为之驻留的东西。
——阿历克斯•E•哈罗
克莱尔试图组织起一场爱情，通过这场死后的爱情来唤起女主自我救赎的勇气与重新生活的力量；而哈罗则利用亡者引导员的内心冲突与转向，试着让读者代入“摆渡人”的角色，去产生那样一种真切的爱：对生命的爱。“我”这个“死亡部”雇员因而被解雇了，却被调入“生命部”。“我”其实放不下对对生者的情感。就此而言，《摆渡人》与《死神先生》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朝向生命的爱，义无反顾的、朝向生命的爱，同时对死亡总体上持有一种否定性态度。
所以我虽然在刚接触文本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一股浓浓的临终关怀的氛围，但归根到底，它与临终关怀是背道而驰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出发点是相同的，但落脚点却迥然不同）。一个好的临终关怀师，必然是像“摆渡人”或者是称职的死亡部雇员一样，去让亡者接受死亡、踏上生与死的桥梁，而很巧合的是，不管是克莱尔还是哈罗，她们描述的引导者都有着某种非典型色彩。
我会想起笔友都市里的隐者那篇精彩的《死亡潜梦者》，结合了盗梦空间的元素，虚构出死亡潜梦者这一职业，对弥留之际的亡者借由梦境的渠道提供终极的解脱服务，主角作为潜梦者，通过战斗的方式逐渐处理死者的种种负性心理内容，逐渐走完死亡心理五阶段：否认、愤怒、交易、抑郁以及接受，要走到终点，不仅需要化解死亡降临本身带来的应激反应，还必须化解亡者生命之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遗憾、仇恨、不甘与沮丧，去达成真正的和解。我认为这篇故事在表现临终冲突上是成功的。
不过，想要完整地理解临终心理体验，《死亡潜梦者》的故事仍是不够的，尽管它已经接近了临终“死亡空间”的表面，包括这个空间里经常会出现的梦境与幻觉，呓语与自白等等。而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辛昇的一篇以临终关怀为背景的故事《天堂里的贝拉》，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临终者到底是怎样真正完成从生存到死亡的过渡的，又是怎样完成总体的和解、达到圆满的。那是一个老兵的故事，这个病患缠身的老人总是梦到大战时的惨烈场面，面对着即将走向死亡的战友真实地再现那时的恐惧与无助，自责与悔恨，而随着死亡的逼近，他的战友开始在梦中向他挥手，在呼唤他的名字，小时候母亲的关怀，以及因为战争失散的女友，都渐次出现在他的梦里。
深夜，直到霜雾浓重到再也见不到塔尖的十字架，寒气逼近时，安德烈感觉到了疲倦，他垂下了眼睫，饱经风霜的脸被梦境的幸福充斥，他在爱里缓缓闭上了眼睛。
入睡前，安德烈同我告别：“克莱尔，学会爱、被爱伴随真的并不是件坏事。”
“祝你晚安，好小伙。”
就像临终关怀医师克里斯托弗•克尔在他的专著中感慨的那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人们很少谈论存在主义，不会发表热情澎湃的宣言，没有因信仰而发的顿悟。他们真正谈论的是爱。他们聊的是家人——父母和子女。他们会说起自己感受到的爱，付出过的爱……
就算是那些孤苦一生、漂泊无依的可怜儿，也会回忆起生命中零星闪烁过的爱之闪光。克尔在他的书里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终生饱受回避依恋而不敢投身于亲密关系的女士，哪怕遭遇了那么多糟糕的关系，也仍然在临终时怀念起那个曾经给予过她爱却被她逃开的男人。
“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正在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雷蒙德•卡佛在他的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这样感慨爱情与婚姻的断裂与终止，这些断裂点似乎是对爱的永恒否定，他在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爱是没有保鲜期的；可当我们直视临终时刻的人们，直视他们由于爱而重新唤起的幸福，我们就有勇气去否定卡佛的悲观了：正是因为“所有我们正在谈论的爱情”都是一种记忆，所以它们几乎是不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关系有终点，但爱在记忆、在历史的维度上是永恒的。
通过临终时刻的神启一般的幻梦，人们得以为自己的一生划上圆满的句号，它甚至不单单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顶峰，一个总结。事实上，如果用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来观察，老年期的爱情恰恰也具有类似的作用，正如我在《爱的四段论》中强调的那样，每一个阶段的爱情都要结合这个阶段的生命任务去分析，老年期的爱情，在很大程度上就要迎合自我整合、实现超越、克服死亡焦虑的任务，而这与临终时刻的关于“爱”的体验不谋而合。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赋予过别人爱吗？你给周遭的人和世界带来了什么？只有干脆利落地回答出这些问题，一个人才能无憾地走向死亡。而“爱”的主题，恰恰是衔接起这些问题的关键。
所以，作为永恒向死的存在，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或许并不是像《死亡先生》或《摆渡人》那样的通过对死亡的彻底否定来肯定生，而是通过对死亡的肯定与接纳来间接地肯定生命。热爱生命却忌讳死亡，那么这种热爱只能是否定性的，有限的。就像加缪高呼的那句：“只有当太阳被粉碎的时候，它才能真正诞生”，通过这样一种迂回的、巧妙的路径，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生与死的统合，接近终极圆满。
我想举一个例子，一个真实的例子。这是一个提前为自己完成了送别仪式的女孩。在凛冬之时死去，而在暮春时下葬。但实际上，死亡作为一个过程，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她很清楚地知道那样一种致死的疾病正在侵蚀她的生命，因而在二十三天之内，连发了二十三条视频，用最刻骨的标题承载最温柔的内容。【绮楼从高处坠落前的二十三天】，二十三天里，她有时是鱼，有时是蘑菇，有时是憨憨的奶茶店员，与屏幕那头的人们相遇，承诺在下个日落前彼此拥有。她是呼号着“云上泥里，浪漫自由”的宣言、怀着热烈充沛的情绪走向死亡的。事实上，那些瑰丽的、不朽的幻想与热忱，成为了墓碑上装点着的华丽的、绽放的花朵。
谁都知道，做这一行没有真诚可言，全都是人设、角色扮演与谎言。她也一样，甚至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包装为山海经中的“谎言的凶兽”，直言“你们撒的谎都太小了”，首播她对《谎言之花》的描述“关于我开出海棠花的故事，可能有点悲伤，但没办法，这是我的宿命”，恰恰是把谎言摆在台面上，恰恰是一副“我就这样，你来打我呀”的模样，却造就了另一种真实，迎合了另一种真实——在那鲜活的皮套之下垂死的生命。而在弥留之际，一种面向生命、面向世界的爱像海棠花那样真正绽放开来了。我想说的是，死神带来的救赎，或许并不仅仅只是朝向过往生命中的真切的爱，同样也能指向他人、指向世界。就像克里斯托弗•克尔在书中举到的另一个例子，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在临终时竟能想到安慰母亲。那是一种对留下来的人的爱。而这个主动为自己举行送别仪式的女孩，也将刻骨的爱与壮烈的美轻轻地种在了她的每一名粉丝心上。
绮楼把她珍贵的人生作为染料在名为观众的画布上画上了各色的花朵，而对我来说，这朵花实在是太过耀眼和美丽了，有如莎士比亚悲剧一般，在与力量差距悬殊的不可抗力的死亡对抗的同时、也是在与荒诞对抗的同时，绽放出的人性之美，是我这辈子不曾见过也可能是不会再见的美了。——某粉丝的留言
在过去，我们总是哀叹死亡带来了多少苦难，带来了多少痛楚。但如果没有死亡，或许有些深藏于心底的爱、闪着光芒的人性、超越性的美与连接，将永远也不会再出现。这或许就是死神的救赎。
世界框定的规则保持沉默。 我们是这个时空的奇迹，世界都只是边角料。——绮楼，2021.9.20
注：
绮楼作为一名vtb活动的相关信息链接https://zh.moegirl.org.cn/%E7%BB%AE%E6%A5%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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