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宦官的印象是很负面的,因为历史上几个强大王朝的崩溃都与宦官祸乱有关。从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到东汉擅权乱政的张让和“十常侍”,再到明代为非作歹的“八虎”以及残害忠良的魏忠贤,这些宦官无一不是祸国殃民的奸恶之徒,而唐朝宦官专权现象尤其严重,为害也最惨烈。
实际上,宦官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只是皇家的奴仆。他们之所以能兴风作浪,肆意为恶,依仗的无非是与皇帝的特殊亲密关系。
在大多数朝代里,宦官并没有在体制内行使职能的权力,他们只能通过黑暗的潜规则来实现他们的目的。由于作为孤家寡人的皇帝看似至高无上,实则内心孤独恐惧,没有安全感,他们真正能信任的,只有那些从小到大与他终日相伴的宦官,因此皇帝需要依靠宦官监视百官,通过他们掌控朝政,以防自己被架空。
然而,宦官们由于生理残缺的痛苦,再加人们的歧视,身心受到了双重创伤,导致他们的性格偏离正常轨道,变得扭曲而变态。他们可以像狗一样奴颜婢膝,也可以像蛇蝎般阴鸷狠毒。这样一群乖戾的变态之徒如果拥有了巨大的权势,国家的政治生态必然遭到严重破坏,如果他们完全控制了国家机器,那么这个政权离倾覆就不远了。
虽然历史上一再出现宦官乱政甚至弑主的惨祸,但历朝历代的皇帝仍然不断宠信和纵容宦官。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克服内心的孤独与恐惧,需要与亲信宦官们抱团对抗朝廷里那些桀骜不驯的大臣,预防随时可能出现的杀机。唐玄宗曾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意思是只有亲信太监高力士值班,我晚上才能睡得安稳,可见皇帝对宦官依赖到什么程度。
高力士但宦官势力的膨胀,又往往会反噬皇权。唐朝初年,由于皇帝强势,宦官势力被统治者限制,人数较少,地位也低。从唐玄宗开始宦官得到重用,势力开始逐渐壮大。当时,“祟重宫禁,中宫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宦官已经在宫中担任要职了。到了唐朝后期,宦官就拥有了制度化的权力,唐德宗时,宦官控制了国家最精锐的武装力量“神策军”,可以按他们的意愿废立皇帝,有好几个皇帝被太监杀害。 此时的宦官,“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从宪宗到昭宗九位皇帝的继位,都受到宦官势力的影响。大太监李辅国不但当上了宰相,还当着唐肃宗的面诛杀了皇后,皇帝也因此惊惧而亡。
唐文宗因不甘心被宦官控制,试图联合大臣诛杀宦官夺回权力,结果事情败露 ,导致“甘露之变”,大批大臣被杀害。此后文宗完全被太监控制,他曾经哀叹自己的地位还不如汉献帝,汉献帝被权臣挟持,而他却受制于家奴,情形更加不堪。
甘露之变唐代的宦官不同于其他朝代,唐代太监因为拥有了制度化的权力,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皇家是奴仆,还同时拥有政府官员的身份,他们可以合法地在体制内行使权力。由于这种双重身份的获得,使得唐朝宦官既能控制后宫,又能逞凶于朝堂,势力空前强大。这也让宦官们敛财的途径,前所未有地通畅,由此捞取了巨大的财富。
从卑微的家奴到成为巨大财富的拥有者,唐朝宦官是怎样实现逆袭,打开通向财富之路的呢?
首先是他们能得到国家俸禄,唐代的宦官因为是体制内的官员,所以和朝廷里的其他官员一样享有国家俸禄。唐代宦官俸禄一般由禄米、俸钱、力役以及职田与公廨田构成。除正常的俸禄之外,宦官还经常会获得其他的赏赐。如当皇帝即位、皇帝大婚之时按惯例会赏赐宦官;当宦官立下翎戴之功,或从难护卫之劳,时更是会有特别的赏赐。唐朝时宦官经常到军队里担任监军,前往任职时,皇帝也会给予赏赐,以资鼓励,赏赐的形式主要有加官进爵与实物封赏。唐玄宗由于宠信宦官,所以京城中最好的房宅,京畿一带最肥沃的田地、果园、池沼,有近一半都赏赐给了宦官。亲信宦官高力士身居高位,享有优厚俸禄,更有玄宗给予的大量赏赐,再加上广纳贿赂礼物,他的家财十分殷厚。
到了中唐以后,拱卫京畿地区的精锐武装力量“神策军”完全被宦官控制,长安周边的军政权力处于宦官集团的严密掌控之中。皇帝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宦官们在唐朝的统治中枢发号施令。此时,大权在握的宦官们可以为所欲为,各种敛财渠道完全被他们打开。
宦官除了俸禄和赏赐等正当收入以外,还通过潜规则大把捞取黑金,这些灰色收入,成了他们聚敛财富的最重要来源。
在取得朝政以前,宦官们就利用自己在皇帝的身边的特殊身份,接受那些求官钻营之徒的请托,牵线搭桥、从中斡旋,借此收受大量贿赂,并趁机拉拢诱惑,形成自己的势力。当宦官们真正掌握权力后,更是通过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攫取了巨额不义之财。
此外,宦官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经商,通过垄断货源和市场,欺行霸市,获取暴利。
通过以极低的代价强行从百姓手中掠夺财物,甚至直接抢夺,也是宦官们攫取财富的手段。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白居易《卖炭翁》中的诗句,正是当时宦官在市场上欺压百姓、劫夺财物的真实写照。
卖炭翁唐代宦官们在积累起雄厚的财力后,又热衷于营建寺庙,许多规模宏大的著名寺庙都是太监所建。高力士在京城的来庭坊修有佛祠,在兴宁坊建有道观,这两处的殿堂楼台,与官修的寺院道观不相上下。 大宦官鱼朝恩建了章敬寺,孙常楷建了宝应寺,而后来被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的佛光寺,正是那个弑杀唐显宗的宦官王守澄所建。 由于这些大型寺庙的香火旺盛,所以香火钱又成了宦官的一宗收入。
佛光寺宦官们还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巨额投资,修建大型基础设施来谋利。比如高力士就在京城西北的沣河上拦水筑坝,安装了五座巨型水磨,每天可碾麦300斛(10斗为1斛),并以此收取工钱。
唐代中后期,宦官养子之风盛行。宦官由于生理的缺陷,致使其心理畸形,为获得心理平衡,除了疯狂摄取权力与财富外,还娶妻,并收年幼太监作为养子。一来是为了满足其心理需求,二来是为了巩固自身势力,维系权势,扩充羽翼。随着宦官势力日渐膨胀,他们收的养子已经不再仅仅是幼童,连成年官僚和武将都成了他们的养子,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所谓“懔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
由于大宦官已经积累了巨大财富,作为养子的小宦官通过继承养父遗产获得财富,也是唐代太监获取财产的一个途径。
宦官们不择手段地敛财,导致唐朝国库空虚,财政枯竭,朝廷无力平定日益严重的藩政割据,国势更加衰微。而百姓生活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终于导致了黄巢起义,将唐朝推入了覆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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