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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汉，南北朝，隋唐》第11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带来政治思想发展的多元化。其一，汉代传统的儒家政治价值依然延续，主要由西晋、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的统治者们所承传，并集中体现在王朝正统观方面，在认识上解决了王朝频繁更代的合法依据问题。其二，在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冲击和名教衰败的情况下，社会上出现了某种背离汉儒礼教的意识倾向。其三，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之后，全面接受了汉家统治经验和理论，在治国思想上逐步完成了儒学化过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和推行礼制孝治，对于融合不同民族的政治思想与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其四，这一时期的佛教与道教广泛传播，域外宗教与本土宗教及政治文化经过几百年的交融与整合，终于在儒家思想统治的文化土壤上扎了根。宗教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更加异彩纷呈。
从西晋至南朝宋、齐、梁、陈，汉代儒学的政治价值主体和若干政治原则依然承传下来，与两汉政治思想的发展保持着深层次的同质性。这一倾向表明了两汉的周孔之道在政治分裂和文化多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能够依然故我，绵延不息，为隋唐之世儒学振兴及三教合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或保障。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局紊乱和国势不稳主要表现为改朝换代极为频繁。与前朝四百年的汉家天下相较，这一时期的统治阶级惑于国祚苦短，他们往往来不及在长治久安的致治之道上深思熟虑，而是困扰于王权更替，在改朝换代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上大做文章。
禅位之君只要在观念上使自身与被取代者处于一明一昏的对立状态，宣称新兴王权是“废昏立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临制称尊。在天命、时运、有德和圣明的名义下，可以不必顾虑夺权手段的鄙劣。较之王莽仅仅宣称“迫皇天威命”，取代汉室乃迫不得已，这种突出君主个人条件的论证方式使得禅位之君更加理直气壮。
儒家政治思想在两晋及南朝时期的承传还表现在德治、仁政、节俭、华夷之论等方面，总的来看大体未出汉儒之窠臼。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远不如玄学或佛、道之学引人注目。但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讨论诸如禅让、礼制、君臣、法制等问题的都是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或君主本人。这表明，儒家思想及其政治原则仍然被统治阶级奉为治平天下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依据，唯此，方才为汉、唐儒家政治思想的继续发展架设了津梁。
努力推行儒学教育 汉代儒学是汉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庠序之教则是培养统治人才的主要途径。北魏统治者显然意识到了儒学的政治价值，遂大力提倡和推行儒学教育。北魏前期的统治思想、原则和政策已经明显地表现为向着儒家政治思想认同的倾向，从而为孝文帝推行孝治和进行汉化改革作了铺垫。
如果说孔子的圣帜自道武帝首次挥起，那么到了孝文帝时期，已经高悬于北魏王朝的殿堂之上，为统治者的治国思想规定了基本框架。
儒家孝道的核心是服从权威，敬老则是这一基本精神的泛化和世俗化。
孝文帝通过立三老、五更，向全社会宣明孝顺之道，以使人人皆知孝敬之义，使服从权威成为社会风尚，这一点正是专制统治者的政治目标。
孝文帝提倡孝治主观上是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秩序，客观上则为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及政治的融和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儒家政治思想在北方的传布和延续提供了条件。佛教是一种体系严谨完整的宗教，其宗教哲学也十分发达，它的传入、传播及流行，给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很大的影响。魏晋时期，般若类经典在南方大为流行，有很多士人读经和讨论。宋、齐时期，《涅槃经》传入，又吸引了许多士大夫的兴趣，谈论佛教哲学成了当时士人的一种时髦。
空有不二”观，一方面认为世界是“空”，另一方面又认为“空”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假有”（现存世界），进一步说，正因为世界是“空”，“假有”因而就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从人主观方面说），“假有”也因此表明了其绝对的，不可怀疑的存在理由。
我们知道，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力量日益强大，东晋以后，士族阶层完全把持和垄断了政治经济特权，在统治阶级中形成了严格的士庶分别。甚至士族与士族之间，界限也很分明，至于被统治阶级作为社会底层力量，与统治阶级更是有天壤之别。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各等级有各自相应的权力、经济、文化地位，其间绝不容许混淆。
竺道生提倡人人都有佛性，“一阐提人”也能成佛，“悉成平等如来法身”。在佛法面前一律人人平等，成佛机会完全均等，实际上正说明当时社会存在着极端不平等的现象。东晋南朝时期，等级有贵贱，门第有高下，实际上已成了天经地义的东西，因而竺道生等宗教家的“涅槃佛性说”，希望通过对幻想中的平等的描写，一方面安慰现世苦难的灵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顿悟说很典型地体现了此时的儒、释融合精神，是佛教影响儒家学说的一个好例子。另一方面，它突破了玄学“圣不可学”的界限，为宋明理学人人可以成圣的思想开了先河。
道教与佛教一样，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要说明自己在传统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个政治权力拥有至高无上地位和无所不在的渗透性的文化中，这是其存在、发展的前提和依据。不表明自己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不说明自己对政治有什么助益，一种有组织、有教义的大型宗教组织就难以在传统中国立足。从另一方面说，道教的思想形式和科戒规范本身也使它与现实政治和传统政治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这两个问题的阐述过程中，道教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葛洪通过对道教与传统儒家、道家政治思想的比较和评论，不但表明了本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同时也论证了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与儒家、道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即它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所可能扮演的政治角色。道教发展和兴盛的时代，也是佛教广泛传入中国的时代，出于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政治、学术地位的争夺，道释二教在此时期的冲突和矛盾是很尖锐而激烈的。而这种冲突，突出了两教各自的特点，其相同之处也得到了认识。正是在这种论争中，两教的自我意识提高了，因而其对自己和他教的看法之中，就表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思想。下文就道教在与佛教的矛盾冲突中获得的对本教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作一考察。寇谦之的活动得到了魏世祖的赏识和尊崇，《魏书·释老志》记载，经崔浩的推荐，“世祖（魏世祖太武帝）欣然，……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魏世祖还在魏都平城特建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又改元太平真君，“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表示接受天命。这一做法以后成为定制，太武帝后北魏每个皇帝即位，都须到道场接受道士所举行的受符箓仪式，这一制度一直承袭至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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