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荣的妈妈从台北法院回来的那天傍晚，村子里的妈妈们都聚集在村子的路头等消息。
那天，是阿荣涉嫌结伙抢劫宣判的日子。
他爸爸之前已经说过，就算判得再重也不会上诉，说有这样的孩子跟没有一样，何况，他也没钱替他找律师。
阿荣生下来就有点智能不足，但却是邻居所有妈妈们疼爱的孩子。
他整天笑嘻嘻的，不调皮捣蛋，不惹是生非，而且任劳任怨。“比自己的小孩还好驱驾。”妈妈们都经常这样说。比如，临时缺什么要到一个小时路程外的九份去买，自己的小孩叫不动，只要交代阿荣，就算台风天他也肯去，虽然偶尔会出错，比如要他买面线，他却买铁线之类的；要他帮忙顾小孩，他可以寸步不离，一背、一抱就是一个下午。
村子里的孩子大部分小学一毕业就到台北工作、当学徒，而他却老是被打回票，所以一直待在村子里，成了所有妈妈可以使唤的孩子。
一直到十七岁，他才去成了台北，在一个面摊当洗碗工。十九岁那年，面摊附近几个小孩缺钱去抢劫，找他当把风，他竟然傻傻地跟着去了。
阿荣的妈妈回来了，所有妈妈们相互拥抱着在路边哭成一团。爸爸们则在榕树下沉默地抽着烟，一根接一根。
阿荣被判十年，不过，比起被枪毙的其他人，妈妈们说村子的神明果真有灵，因为为了这个审判，她们在神前一起发愿吃素吃了一百天，祈求阿荣不用上刑场。
阿荣在监狱里好像常被欺侮，辗转托人转告说可不可以给他一些钱，让他可以打发那些人。
送钱进监狱好像不容易，他妈妈想到一个方法，把钱放在要给他的裤子的口袋里，然后用针把口袋缝成上下两层。检查的人的确没摸到，但阿荣同样也找不到钱。
当时念初中的我奉命写信给阿荣，在信里头详细画图告诉他藏钱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监狱里每封信都会查，结果口袋里的钱不但被充公，阿荣甚至还因此被处罚。
为了如何把钱送给阿荣，妈妈们好像一直不死心，四处打听有什么好办法。
有一天，妈妈们忽然都神秘地聚集到我家，然后有如进行什么仪式似的，每个人都拿出一张当时最大的百元钞，坐在矮凳上撩起裙子，把钞票在大腿上仔细地搓成细细的纸卷，然后用裁缝车用的西线密密地捆扎，捆成大约一根火柴棒的大小，
之后，每个人又拿着一个生鸭蛋，就着门口的光，非常小心在蛋尖的地方用一针一针慢慢戳出一个小小的洞，然后再把那个火柴棒大小的百元钞票塞进去。
妈妈们虽然没有驱开我，但随时都有人警告我：“你如果讲出去，就把你的头剁下来当椅子坐！”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妈妈们不知道从哪里探听出来的“偷渡”方法。
她们把塞着钱的生蛋下锅煮熟，然后放进酱油的汤汁里一次又一次地卤，好让阿荣的妈妈去会客的时候把这些藏着钱的卤蛋送进监狱里。
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屋子里弥漫着卤汁的香气和妈妈们的沉默。
忽然有人说：“可是……阿荣这个傻瓜会不会笨笨地把这些蛋分给大家吃？”
妈妈们的惊慌之际，我听见阿荣的妈妈坚定地说：“不会啦，我会交代阿荣，说这是妈妈们替你过二十岁生日做的卤蛋。这里面有不舍、有思念、有恩情，就算吃到吐出来，也要给我一个一个自己吃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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