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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风雨飘零、国力孱弱，人们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推翻腐败的政府、赶走帝国主义，国富民强是多少中华儿女的期盼与理想。
前赴后继的赴汤蹈火，在神州大地先后诞生了两个政党：“GM党”、“GC党”，他们的诞生都是为了帮中国寻出路。初期大家都怀着赤子之心，二党兄弟般并肩作战，但殊途同归后的却是分道扬镳的敌对。
有两个亲兄弟也是如此，各怀救国梦却最终各事其主、从一家人变成两个阵营，兄弟成敌。这两兄弟出生在山东一个叫做丰县（现为江苏）的小县城，哥哥参军GM党、弟弟投奔GC党，这个哥哥正是我的爷爷。
相传爷爷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为了抗日从山东打到郎溪，并认识了奶奶由此结缘。奶奶说爷爷的部队曾在广德被日本鬼子包围了好几天，炊事员送饭刚上山就被打死。爷爷手下的机枪连连长也牺牲在了郎溪县的城头。部队饿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了补给，爷爷下令先给大家限量提供稀饭，奶奶说爷爷这样做是因为怕士兵们饿的时间太长，一下吃太多会撑坏。总觉得这很有道理，但是我想这何尝不是一种控制消耗的的有效方法，即控制了粮食又能获得大家的认可。
爷爷的弟弟曾给爷爷写过信，让爷爷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在对待GC党方面爷爷做的很好。只是爷爷为什么没有被他弟弟策反，来个火线起义啊，那样的话很多人的命运也许就此改变了。
奶奶常对我们说“跑反”的事，也就是逃难的意思。看到日本鬼子的轰炸机，大家都往教堂里跑，大概以为洋人都是一家吧，但是谁能想到日本鬼子对教堂是一样的轰炸。为了“跑反”也就是逃避战难，奶奶带着姑妈、大伯在镇江金山寺旅居了两三载。当时爷爷的一个同袍，原是GM党师长在金山寺出家遁入空门，借着这点旧情爷爷少了打鬼子的后顾之忧，而奶奶、姑妈、大伯一家子在这乱世中有了安定的栖身。
因祸得福的是一家人长伴佛灯的几年，奶奶学会了诸葛亮马前课，从奶奶传到父亲，这马前课确实给我们家增添了很多的神秘，也实实在在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据说奶奶有一只金山寺的笔，是老和尚提写山门楹联用的，只是没见过，当然就算是依然保留，那也是无从考证是不是老和尚所用过。听说大伯那时候喜欢骑在寺庙那些乌龟身上到处跑，我可以想象那顽孩调皮的场景，但却想象不到那些被用来放生乌龟的块头有多大，也许这些乌龟是当初白娘子留下的部下，被法海封禁在了这里，为寺庙增添生机与乐趣。
奶奶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非常的聪慧，只是生不逢时，考上秀才后偏偏没有了科举。但文人多体弱，太爷爷在县城任职时受到一次莫名惊吓后最终早逝。不过英年早逝的不止是太爷爷，我的爷爷也是如此。
原本一家子到了厦门，准备登船去台湾了，但奶奶抵不住她小弟的呼天哭地，放弃去台湾的机会历尽艰辛、辗转千里回到梅渚老家，这一路是如何的惊魂动魄？如何的千辛万苦应该只有当事人知晓。大家都说奶奶胆太小了，一路上将金银财宝送的送、扔的扔，爷爷的所有照片也付之火炬。在那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一个大家闺秀出身的官太太害怕是自然的，抛弃那些身外之物带着一家子，过五关斩六将般的闯了过来，难道不比关云长的故事更精彩吗？
晚年的奶奶非常后悔她当时的选择，所谓世事难料，谁能算到未来，就算她会马前课又能怎么样？
没能去台湾，从此命运有了一个大转弯，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命数，并不是哪个人或哪个家庭特有的。
梅渚是一个千年古镇，因为一条古运河“胥河”的缘故，这个古镇一直有着自己独有的矜持与底蕴，有鲁迅先生笔下的很多场景与人文以及江南乡镇的各种陋习，如：喜爱吃“人血馒头”、落井下石的热血沸腾、自扫门前雪的极致利己、小人得志的意气风发，这些自然容不下母亲是乡绅、父亲是GM党军官的家庭。
无奈之下，一家人只能回到丰县老家，北方人与南方人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义气与包容。相信戎马半生而解甲归田的爷爷在老家一定是能获得乡亲父老们的一点尊重，他如同倦鸟归巢却又常英雄泪满襟吧！打惯了仗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生计的手段呢？所幸的是还有GC党弟弟的救济，一家人尚能勉勉强强的凑和生活，但天有不测风云，叔爷爷病故。痛、急以及现实的残酷让爷爷也一病不起，埋身故土。可怜的孤儿寡母飘零他乡，无论江南如何的烟雨阴冷毕竟有亲人帮助。于是，我的奶奶、姑妈、大伯、父亲、小姑从北国回到南方，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定居。
为了养活这一家人，奶奶在其大哥帮助下毅然做起了挑货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官太太，需要用扁担挑起一家人的生活，用走街串村到处叫卖重拾这个家庭的希望，这是痛苦的转变更是无可奈何的选择。面对生存、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激发出的一定是超出自己想象的潜力。
在很长的时间，我们这一家始终是为了活下去而想方设法，姑妈去了遥远的东北汇入了知青下放的滚滚热潮中，开荒北大荒，并在此落叶归根。小的时候我们非常自豪有这么个东北娘娘，时常给我们邮寄棉鞋、棉裤、香菇甚至人参，因为有了东北娘娘我们的童年也多了很多的骄傲。直到前几年我送父亲去东北看望姑妈，出了哈尔滨机场，大表哥专车接着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城市，来到姑妈居住的农场，我不由得悲从心生。如今这么偏僻荒芜的地方，几十年前又是什么样的荒凉，姑妈吃了多少的苦？做出了多大牺牲？为了她的妈妈和弟弟们，在这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极寒苦地，她一定是落尽了无数眼泪，对江南故乡的眷恋、对远方亲人的思恋，但是现实不得不让她收起大小姐的身价，从此一生与黑土地为伴，在冰天雪地中为了两个大家庭拼命劳作。
东北娘娘，一个最远却又最亲的亲人，让我们永远割不断与东北的那丝牵挂，长眠白山黑水的您一定与奶奶、爷爷们在天国幸福相聚，把那些陈年往事细细道来。
从小被称之为“翻天猴子”的父亲从外号就可以看得出是多么的调皮捣蛋又无法无天的聪明伶俐，没上过几年学的父亲象棋至今都可以让我半边人马。为了活下去，成绩优异的他二年级就早早辍了学，8、9岁的他跟一群大人去远处的山上打柴火。父亲的早逝、家庭的困难让这背着反革命家庭帽子的男孩子不得不独立、不得不刚强，所幸的是他这一路走来虽然脾气火爆、虽然刚愎自用、甚至自吹自擂但始终是正直不阿、重情重义，不屑宵小。上山打柴的他被奶奶送到大山学篾匠手艺，听说有个山里姑娘中意于他，只是奶奶害怕儿子的远离，所以将父亲叫了回来。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进的农具厂是怎么被大姨夫收为徒弟的，但是我知道正是因为大姨夫的欣赏，我妈妈才嫁给了这个上无一片瓦、下无一寸土的“翻天猴子”。同父亲一样妈妈也是个苦命的人。外公长年在外放鸭养鸭，一次落水受到惊吓（这与太爷爷真的很相似）生病去世了，留下裹小脚的外婆与三个女儿。我外婆应该是这世上最为善良可亲的人了，所以她能获得很多乡下亲戚的认可与爱戴。她这一辈子与人为善、待人和蔼可亲，她说：“担板凳给别人坐，其实就是给自己坐”我牢记在心。但是受封建糟粕所害，外婆没有上学并裹了小脚（我想外婆幼时家境一定也不错）所以解放后，她也缺了很多的生计手段。我妈的善良与外婆若出一辙，同父亲一样，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妈妈从小就很自强，营养不良个头不高的她13岁就在田里干活了，因为她太清楚生活的不容易，不是因为大姨、大姨夫的帮助，外婆是绝对没有能力养活她这个小女儿的。
所有的好与不好，其实在血统里早就在流淌了，艰苦的生活并不能磨灭善的执念，相反的是现在的社会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都是衣食无忧，但“善”却越来越无影无踪。
妈妈是这个家庭或者说是这个镇上公认的最无私的一个人。当然大伯应该是我们这个家庭学习最好、最有才华的。父亲的辍学就像很多贫困家庭的选择一样，家里只能供一个。因为大伯成绩好、而且已经学到了一定的程度，我想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大伯能早点学而有成出来帮助这个家庭。学习优异的大伯选择的是师范，因为师范不要学费、因为师范能早早出来做教师，其实以大伯的能力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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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的大伯多才多艺、学习好、篮球打的好、画画的好听说还会拉二胡。我见过大伯画的鳜鱼非常有水平，我高一时把大伯画的一张雷锋像做成了纸版画拿到学校参展，获得了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奖品——一盒国画颜料，最重要的是大家发现我有「艺术细胞」，我甚至自己也信以为真，其实只是一次弄虚作假罢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最后还真成了艺考生、跌跌撞撞的从学美术到艺术类学校再到现在，源于的就是一张国画雷锋像。
同父亲一样，大伯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曲中求直。如果说父亲是因为没有文化而失去厂长升局长的机会，那么大伯则是因为正直的性格而失去了很多晋升的机会。其实这何尝不是两亲兄弟冥冥中注定的，相扶相携、共守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大伯从涛城乡合溪口村回来，带着5岁的陈戴维、4岁的陈华、几天的陈平（因为医疗条件落后的原因，伯母生产陈平后离开了爱她的亲人们）
从此我们开始了外西门陈家九口人的新生活，一个5个「和尚头」的少林寺开山立宗了，那是一段穷困、艰难又充满希望与快乐的日子，也是属于我童年、少年的记忆。
出生几天的陈平与大他2个月的我，一左一右躺在妈妈的怀抱里，正是因为妈妈的无私与无怨无悔，两个家庭合而为一。在卖掉缸底米而刚买的两间老房里，全家人报团取暖，又为了“活下去”而踏上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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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与父亲的微薄工资常让这个大家庭的生活捉襟见肘，于是兄弟两人编菜篮、淘米筲子卖以补贴家用，但却被人恶意举报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说这江南古吴之地长年阴湿，这人心也阴湿得厉害。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经常可以吃到肉包子，也不知是不是正是那段时机？陈大卫、陈华、陈卫军们应该记得比较清楚。
我们住在外西门的东边，在镇汽车站的后面，我们家与其他村民不一样，不是单纯的农业户口或者城镇户口。我妈妈是农业户口，所以我和我哥也是农业户口，虽然田地是不多的，但也有农活。家里其他人都是城镇户口所以又总是会去粮站打油买米。
对于做农活，我幼时的记忆不是很清晰，有的只是长大后种油菜、收油菜的记忆，好像是从没有过插秧、割稻，也不知是为什么。不过我对做花炮倒是忘不了，有时梦里我也经常会去小圆塘的炮仗棚。梅渚号称花炮之乡，很多作坊生产花炮也就是北京人说的二脚踢，一点就“咚”、“啪”两响，“咚”是黑火药把花炮送上天的爆炸声，“啪”是黄火药在空中的爆炸声。
我三岁的时候就混迹在妈妈的炮仗棚里，告诉别人不能有火。很多大人捉弄我，把一只手别在后面，让我误以为是在抽烟，这时候我总会在门口拦着他们。妈妈说我从小就很懂事，从不在作坊里乱跑乱摸东西，所以她对我很放心，一直到现在。那时我天天待在花炮棚正是妈妈学手艺（做花炮）的时候，没人管没人问所以只好待在那里了。其实我也是很想去的，有个老爷爷每天都会在花炮棚附近卖“洋龙饺”具体是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外面脆脆的，里面糯糯的像小油条的样子，裹着糖粉这应该是我儿时最美味的美味了，到现在也应该是，因为这世上好像只有那老爷爷会做，有心想觅也觅不到了。开始的时候大人们买一个给我就够了，后来必须是一手一个，大概是1分钱一个，妈妈基本每天买两个也是很大开支了，估计这也是妈妈对我没人管没人问的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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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妈妈学做花炮到帮人做工一直到自己家开作坊，做花炮伴着我从童年到少年，在我高三时每到周末也是要去帮忙，而且经常半夜会被叫醒帮父亲装货。那时候做好的花炮成箱成箱的放在阁楼上（那张雷锋像就是在阁楼发现的），我们会把挑水勾系上绳子把花炮放下来，再搬运到外面的三轮车上，装满后盖好油布，父亲押着车去外省送货。
我那时常会周末干活没有时间玩，常会因为睡不好觉而苦恼，甚至会心生抱怨，抱怨为什么会生在这个家，从小就要做饭、洗碗、挑水、做花炮没完没了，以至于到现在看到洗碗我就厌恶。只是我从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知道父母的不容易，但那也只是觉得他们辛苦而已，直到我在外上学，有一次父亲送货遇到了车祸差点离我们而去，我才知道，原来每次半夜送货都要避开稽查，原来三轮车夜间行驶风险很大，原来是父母的负重前行，才有我们的长大成人。微弱灯光下的捻药线，盛夏酷暑里拉拉凳、锤铁杵，冬天用热水化开面浆，春天挑着两箱炮仗走在田野里都已不复重来了，想回也回不去了但是这些记忆却充实了成长！
不过做花炮确实是凶猛的危险，我就亲眼看到自家花炮棚失火爆炸，看到蘑菇云的腾空升起，看到那火光冲天，看到那邮政局围墙被炸出的黑洞……所幸积善人家必有余庆！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夏天干涸的池塘再也没有五个“和尚头”各持网具捉鱼的场景了;小房间里再也没有几个淘气的孩子为了看电视而争执的场景了;废品站里再也没有一群孩子拎着捡来的废铜烂铁换三毛五角牌子的场景了;再没有一个少年，因独自去医院打青霉素而屁股一撅一撅的走在泥泞土路上的场景了;八月十五，再没有一个小孩在马路上屁颠屁颠跑着，去叫外婆来吃鸭烧板栗的场景了;小镇上再也没有一个老奶奶带着两个孙子，在门前肥堆种两棵梧桐树的场景了;大门板前再也没有一个东北娘娘，手把手教两个孩子“谁知盘中餐”的场景了，三十多年前一个冬天，一个东北小伙在梅渚街头教一个司机怎么烧火发动货车，三十多年前一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的中学生，用力推大门，因为一个调皮的弟弟正在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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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扇门无数次的开与关，其实讲述的正是一些陈年往事，拂去这些陈年往事，一张张充满青春气息的脸庞，正向我们望来。他们有的已走出校门、有的正要走出校门、有的还在上小学、他们各自天涯，他们意气风发、他们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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