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王，假如谥号能被冠以“文”字，已经算是很高的评价。
按照《逸周书》中记载的谥法，帝王生平成就属于以下任何一种，都可以称之为“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从这些规范性的描述来看，“文”字的确是一种褒扬。
权且把先秦诸侯也算进来，历史上以“文”为谥，比较知名的，有：春秋五霸中实力最强的晋文公重耳、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建安文学代表之一的魏文帝曹丕、结束南北朝战乱的隋文帝杨坚等等。
唐朝开始习惯称庙号不称谥号，其实唐太宗李世民的谥号也是“文”。再往后，帝王帝后的谥号开始毫无节制乱加，一个人的谥号可以长达十几个字，比如唐玄宗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宋太祖谥号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慈禧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好听溢美的字词能用的都用上了，越泛滥越廉价越无说服力，谥号也就不值一谈了。
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帝是第一位谥号为“文”的皇帝，那何以在他死后，继位的景帝和大臣们认为应用“文”字来褒扬他的功绩呢。
在《史记孝文本纪》的最后，司马迁特意抄录了景帝的一封诏书，可以作为说明。
“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
文帝死于六月，景帝虽然立刻即位了，但按照规矩，在接下来的七月、八月、九月中，不可以更改年号，名义上他只是在行使父亲的遗志而已。需要到十月，这是汉历的一年之首，才算是景帝元年，才是行使自己意志的开端。上面这封诏书，就颁布于元年十月。在这样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时刻，景帝隆重其事地列明了文帝的生平功绩。
我们可以一一来看看景帝眼中的父亲形象。
1、诏书中所谓的“通关梁”。是指汉文帝十二年这样一条政策：
“三月，除关，无用传。”——《汉书 文帝纪》
“关”是指在一些重要交通点位设置的关卡，“传”是指过关的通行证。这道诏令解除了各地关卡的关禁，不再需要特殊的通行证，使得交通更加便利，来往更加自由。这意味着，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终于从秦末汉初的战时状态，切换到了正常的秩序。而反过来说，这一政策直到文帝即位后的第十二年才推行，也足见文帝稳定政局之不易，和其谨慎。
当然，实际上农业帝国下的人口流动并不容易，大部分人被耕地羁绊住一生，而秦时建立的户籍制度，更是把人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即便如此，“通关梁”仍然算是汉文帝一项实在的便民之政。
2、“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景帝把这几项政策归在一类，认为这是父亲慈爱百姓的仁政德行。
其中，“除诽谤”前已有所提及，事在文帝二年，废除了“诽谤罪和妖言罪”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套“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从而尽快组建亲信集团。同时，汉朝民间巫蛊盛行，常有百姓告发同伴诅咒皇上的，因此被判死罪，文帝令有司今后不用再审理此类案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客观上，文帝朝对于言论的容忍性，的确比较宽松。
文帝曾有赐给晁错的书信说：为臣之道就要张狂敢说，说得对或说的错都不重要，怎么选择听从，这是考验人主聪不聪明的事。说的人不敢大胆说，听的人不知如何听，这才是国家的大患。
“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汉书 袁盎晁错传》
“去肉刑”，也已详说，事在文帝十三年，由缇萦救父一案而发，最终将几项肉刑更改为笞刑。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保护有限劳动力，但实际效果却偏向了另一面，罪犯承受了更大的死亡威胁。我们只能从初衷来肯定这一项措施。
“赏赐长老，收恤孤独”，则是指文帝元年，颁布的救济鳏寡孤独诏和赏赐八十以上老人令。这是实实在在的慈善行为，也是文帝即位之初，真实能迅速赢得民心的有效方法，值得褒奖。
3、“罪人不帑，不诛无罪”，是指文帝元年废除连坐法。汉承秦制，一人犯罪，往往株连父母妻子，甚而有“夷三族”之罪。文帝认为这种方法不足取，量刑合适，百姓才会服从，因而废除。但到即位十七年时，又复行夷三族之罪，可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4、“除宫刑，出美人”，是文帝重视祭祀、鼓励生育的两项措施。
“除宫刑”在缇萦救父一事里有提及，不再复述。“出美人”则是在文帝十二年，令孝惠帝后宫妃嫔全部回归民间，得以嫁人生子，传宗接代。汉初经历多年战乱，户口大减。农业帝国时代，人作为劳动力、战斗力、纳税者，数量直接影响国力。因此无论是高祖、孝惠、吕后，还是文帝，包括后来的景帝，都有意鼓励民间适龄男女早婚早育。这是古代中国，特别是非和平时期之常态。
5“减嗜欲，不受献”，景帝把这两项归在一类，认为这是文帝个人美德修养的良好体现。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对于宫中原有的建筑、园囿、犬马、车服规模，几乎没有任何增加。曾经有想盖一座露台的想法，听说预算要一百万钱之后，立刻打消了这一念头，认为一百万钱相当于大汉十家中产的财富，非常浪费。他自己穿的，都是黑色的粗丝编织的，非常朴素。即使是宠幸的慎夫人，也以节省布料为要求，衣服不能长到拖在地上，所用的帷帐都不可以绣上花纹。
有人向孝文帝贡献千里马，孝文帝却说：天子出行，其他车马徐徐前进，我一个人骑着千里马，准备先跑去哪里呢？因此在元年，颁布了“却贡令”，不允许郡国进献奇珍异宝。
而最显文帝节约朴素风格的，自然是他临终前的遗诏。这一封遗诏，千古以来，令无数人真正击节赞叹，心悦诚服。一个人生前或许可以惺惺作态，但面对死亡和身后事，很难掩饰内心真实想法。
文帝遗诏大意如下：
朕知道天下万物，既然有生，就莫不有死。死亡是天地自然之常理，何必过于哀伤。
当今之世，讲究厚葬，甚至有到破费毁家的地步，朕觉得非常不可取。何况朕本就没有太多仁德，如今因为去世，就要天下百姓为我重服戴孝，减餐缩食，哀毁过甚，停止其他祭祀，这岂不是更加重了我的罪过吗？
天下百姓，为朕服丧三日即可。也不要禁止民间婚姻嫁娶、饮酒吃肉。其他丧事礼仪，一概从简。
埋葬朕的霸陵山川，不要改变其任何风貌，也不要起坟丘，一切如故。
这封遗诏，文字也朴素无奇，里面絮絮叨叨，交代了无数丧事的细节，但的确透露着深深的宽厚之情。明明说的是自己的死，却句句考虑的是活着的人的感受。因此，连以“异端”自居的明朝思想家李贽也评价这封遗诏道：“身崩而念在民，真仁人哉，真圣主哉。”
不了解古代丧制的人可能不容易感受到其中的不易，因为凡是文帝在遗诏里特意禁止的，都是当时人视为平常的习俗。对抗习俗，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轻易，特别是古代视为头等重要的生死大事。
霸陵，位于今天的白鹿原东北角。走在白鹿原上，可以看到汉朝其他帝后的一些坟丘，却很难看到文帝的霸陵在哪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被盗墓的可能。
世界上有两种事比较难：一种是“能而不为”，富有天下，却不纵欲是也；一种是“不能为而敢为”，破除旧俗，大胆改革是也。文帝两种事都做得不少，从这个角度看来，他的一生所为，并不容易。
所以景帝在元年诏里，用一句话总结了父亲的功绩：“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这算是给父亲盖棺定论了。
由于景帝对文帝如此高度评价，群臣因此建议：后世天子应该世世代代祭祀高祖刘邦和文帝刘恒，以这二人作为祖宗。所谓“祖宗”：功至高者为祖，刘邦首建国，功宜称祖；德至盛者为宗，文帝荫众生，德宜称宗。这一对祖宗庙号的定义影响了后世历朝历代，因此几乎所有朝代的前二位君主都称太祖、太宗。
而原原本本把这条诏令记录在《史记孝文本纪》里的司马迁，自然也是十分认同这样的看法。到班固写《汉书》时，这条诏令一字不落也记了下来，但是放在了《景帝纪》中，从史书体系来讲，这才是正常的，毕竟是景帝即位后亲自下的诏书。但司马迁偏不，他硬要写在汉文帝的本纪最后。这种固执，更表明了司马迁本人对文帝的褒扬。
清朝学者李景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说：太史公在其他皇帝的本纪中，大多数不记录诏令，唯独《史记孝文本纪》记录得最为详细，大概是因为他人觉得文帝的诏令质朴温厚，有三代之遗风。
另一位清末学者齐树楷也说：《史记》里唯独文帝本纪，用“德”字最多，一共出现了四十三次。最后一次出现，是司马迁本人说的，“德至盛也”。
我们评价一个人，还是要全面一些。没有哪个人只有单纯向阳的一面，所有人都是复杂灵魂的综合体。文帝的“仁德”，自然值得高度褒扬。可以说，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里，都在追求一种高尚的超我价值。但为时势所逼，又或者当内心的不安、残忍以及求生欲望膨胀时，也会无法抗拒地露出嗜欲和暴力的本能。
纵观文帝执政二十三年，前半程对于功臣集团和诸侯王的防备和打压，不可谓不刻薄不残忍。处心积虑遣列侯离开京城，又把列侯国从诸侯王国迁出，割断彼此联系。对诛吕和拥立核心的周勃，文帝以公主和周勃儿子结亲笼络，在控制局势后则先打击免相、后下狱凌辱，彻底摧毁其自尊和信心。对朱虚侯刘章、东弁侯刘兴居，文帝有意违背当初的约定，惩罚二人政变初有拥立齐王之心，只以城阳、济北之地封以为王。刘兴居失望谋逆、兵败自尽，刘章则抑郁而终。不过历史在民间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刘章死后，竟然在齐地民间成了一种信仰，直到东汉时期，老百姓仍十分迷信这位城阳景王。
如果说前者都算是诛吕之变的余波，对淮南王刘长的处置则最为人所诟病。袁盎直斥文帝有意纵容幼弟，养成其恶，再以此为理由将其处死，又担心担负“杀弟”之恶名。这不得不说，是文帝善恶面纠结矛盾的最直接体现。
文帝又有宠臣邓通，是其任情恣性的一面。
文帝曾梦见自己欲登天，却怎么也上不去，关键时候，有一位黄头郎在后面托举着他，推了一把，因此顺利登上九天。在梦中，文帝感激地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这位黄头郎把衣带结在身后，于是对这个细节念念不忘。后文帝前往露台乐游，见有一位划船的黄头郎，如梦中一般打扮，心中一动，忍不住问其姓名。此人答曰姓邓名通。“邓”，读如“登”，又暗合登天、通天之意。文帝心中顿时喜悦至极，从此对他宠任无比。
邓通并无其他才能，但懂得媚文帝所好。文帝常常到其家中去和他厮混游戏。有一日，文帝令相士为邓通相面。相士老老实实道：“看君的面相，将来会受穷饿死。”
文帝听了不免大笑：“相士谬矣！邓通是穷是富，不是我说了算吗？”
其时文帝恰好在改革币制，令天下可以自行铸钱，于是赐给邓通蜀郡严道的铜山，邓通因此富甲天下，“邓氏钱”遍布全国。
《水浒传》中，王婆卖弄风情一章，曾对西门庆说，男人需要有“潘驴邓小闲”五个字，其中“邓”字，即指需要有邓通一般的财富。
文帝曾经身患毒疮，伤口流脓，邓通亲口为他吸吮。文帝见状闷闷不乐，若有所思，问道：“天下什么人最爱我？”
邓通道：“太子应该是最爱你的。”
不久太子刘启前来慰问，文帝也令他为自己吸疮。太子虽然照做了，但神色为难，略露出不情愿之态。后听说邓通的事情，既惭又恨，不免对邓通心怀芥蒂。后太子即位，以罪没收邓通全部家产，最后果然身无分文，流落人家而惨死。
以上事迹出自《史记佞幸列传》，尽管细节像是景帝之后时人所编的好事者语，但文帝宠任邓通，应无可疑。
邓通另有一次在丞相申屠嘉上朝奏事时，站在文帝身边态度傲慢不恭，申屠嘉因此道：“陛下宠爱幸臣，使他富贵，臣无话可说。但朝廷之礼，不可以不严肃。”
文帝颇有些尴尬道：“丞相请勿多言，我会私下提醒他的。”
申屠嘉回到丞相府中，立即下檄书召邓通，称不来就要治罪斩首。
邓通吓得赶紧告诉文帝。文帝安慰他道：“丞相叫你，你不可以不去。你先去着，我随后就叫人传旨召你回来。”
邓通战战兢兢来到丞相府，脱帽光脚，不停磕头求饶。
申屠嘉端坐府上，厉声责骂道：“朝廷乃高皇帝之朝廷，你是什么东西，无礼嬉戏，大为不敬，于法当斩！”
邓通一听，急得磕头如捣蒜，磕出血来，申屠嘉也不为所动。
后文帝果然派人前来召唤，赔罪说邓通只不过是他的弄臣，才将其救下。邓通哭着对文帝说道：“丞相差点就把臣给杀了。”
“邓通既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汉书 张周赵任申屠传》
这则事充分可见文帝对邓通的亲密和爱幸。
文帝又有新垣平一事，略可指摘。
文帝有和古代众多帝王一样的问题，对鬼神、长寿之事不免抱有敬畏和异想。
赵人新垣平，应是魏国公室后裔，魏国都城在战国时迁至大梁后，建了新宫殿，住在新城墙附近的，便有以“新垣”为姓的。日本冲绳现有新垣姓，但据作家新垣平考证，乃是福建林姓迁居以后所改，并非出自一源。
新垣平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的神气。于是文帝听从建议，在渭阳建造五帝庙。新垣平又称宫阙之下有宝气，不久果然有人献玉杯，上刻“人主延寿”四个大字。总之是一个故弄玄虚、招摇撞骗的术士。
新垣平糊弄文帝不久，就被揭穿把戏，但文帝对他的处罚却超出想象。文帝前期一直致力减轻刑罚，但在此事上，却为新垣平一人，恢复了夷灭三族之刑。以文帝之宽厚能忍，竟如此震怒，不知是不是另有隐情在其中。可惜没有更多相关记载可以参考。
综上可见，文帝是个优缺点都很明显之人，而惟其如此，他才像一个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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