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是一个有些像中东阿拉伯市镇的地方，全城的以清真寺为中心展开，向周围辐射开来，在中土地方这种城市格局很少见到。50年代以前，兰州还有城墙的时候，穆斯林也是远多于汉人的。西关清真大寺建在兰州水土最好的地方，还有个地方叫“三眼井”。旧兰大也在城中心的西关，本是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北面山上白塔巍峨，远方水车缓缓转动，宣礼塔晚祷声盘旋。 高中时候很喜欢看培根的论说文集，甚至背了很多篇，最喜欢“论困厄”，大概是因为从小的坎儿比较多，爬的不容易；近两年最深的感触是在西行的列车上，过甘肃陇西的时候，旁边的上海乘客惊呼，这里的山好荒啊，当时我只有无语。
我手中那本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是水天同先生的译本。水天同先生对于兰州人来讲不陌生，兰大的教授，兰州著名的水氏家族，为甘肃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兰州大学本部在天水路上，小时候常常去里面玩，跟公园一样，中间有个湖，湖边有个烈士亭，还有个久久没有除去的小土山，据说李阳当时就在上面，一手掐油条，一手执书，诵读英文。 兰大所做的是致力于培养陇上建设的人，但对于兰州本地乃至甘肃各地的学生而言，从西北走出去才是真正的梦想。西北人往往对东面的花花世界有种美好的憧憬，去见市面是学习之中极大的鼓励。在单调贫乏的物质生活中，这种理想显得格外的鲜明。志愿者来到西北山村，会为沙化的土地和穷的难以想象的境地而发出感慨，进而产生救天下的宏愿；一直生活在此的穷人孩子背对着沙土地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离开这里。
兰大的精神，“自强不息，独树一帜”。49年后，搬迁到了城西南，另辟了很大一块地。旧地被医院、清真寺、民族中学共同划分。虽然离机关单位更近了，地方更宽敞了，但是精神实质产生了变化，兰大从甘肃贡院一种地方本位的角色，被卷进了全国的漩涡里，后来又成了学术异议人士的集结地，不知道这是一种好事还是坏事，兰大是否放弃了本来的宗旨，与辛树帜老校长扶持西北教育的理念相悖，虽然这是形势使然，也是兰大成长的必然；数十年风风雨雨，五六十年代两任校长被斗死，学人在内斗中出走，内耗之中慢慢衰落；直至后来二次创业，在榆中乞伏鲜卑故地设校区，再次远离喧嚣，回归本原。这时候却又碰上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流动，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越来越多，不免一丝慨然，独守过去的辉煌，走入了陇右群山的黄土山中，踏踏实实做学问。
甘肃这地方命苦，总是被人看不起的，也没摊上什么好的父母官，兰大首当其咎。如果说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因为甘肃没有做到“甘人治甘”，结果任由外人作威作福，产生了一些奇葩的存在，甚至做出把文县划归陇南的事迹，所谓的XX之家；八九十年代后就是自身的原因了，没有一个为陇上民众安身立命的人，这之中兰大难免其责，兰大的设立，本身即负有扶助地方的重担。兰大没有做到这一点，辜负了陇原百姓的期待。兰大培养的陇籍学生，应当多为甘肃的发展献力。而不是流连在东部沿海的繁华之中，自奔前程。
兰大的精神在我看来还应该是一种骨气，兰大应该保持，甘籍人士也应该努力。这一点，兰州人做的不是很好，语言上就是明证。50年前，东部的移民来到此地的时候，常常会嘲笑兰州居民的懒散，进而成为一种不思进取的标志，本地语言被认为是一种很乡下的产物，跟甘肃其它地县一样并为一类，都是没文化没钱的人才说的。进而产生了一种京兰腔的玩意，本地语言和通用语混合而成，逐渐成为本地奴才谄媚外放官员的表象。
兰大的式微在兰州人心中也是一种反射，在现在本地人的心目中，兰大大概是保底的角色，普遍认为兰大是理工科学校，物理化学还好，其他都很挫的想法。学生之中流传“兰大的牌子师大的饭，商院的姑娘铁院的流氓”。管院里塞进去很多兰大教工子女，过重本线就进，很多同学都进去了，因为他们的能力实在不足以混出西北。其实以前兰大的文科也很好。
这几年里，兰大做的一些举措还是挺让人欣慰的。把原来实验楼拆了，建了樽江隆基的塑像。把各个建筑物的名字改回了49年以前的称谓，印象最深的就是顾颉刚先生的“积石堂”。“兰州大学居大河之滨，关门于墙北，不数武即闻之声，师生所饮无一滴非取诸河者，饮水思源，讵可以忘积石。”
———作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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