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后，统治阶层出于长久统治的目的，主动追求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认同。包括崇文尊孔，提倡修读四书五经，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大修孔庙，春秋祭孔、宣谕以孔子儒教为立国之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康熙17年，开始提倡在民间荐举博学鸿词，网罗名士，弘扬儒学。 也就是说，大清朝儒学的“自媒体”时代来临了。 这对于精研《大学》、《中庸》的李同学来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训蒙文》就是写成于这个时期。 可惜，在康乾盛世的小朋友最低都是《四书五经》起步的，所以《训蒙文》这种民间教材当时并没有火起来。李同学直到最后也没有看到它成为“爆款”。 反倒是鸦片战争以后，也就是大清朝内忧外患、江山动荡的时候，才被翻出来，有了一定的传播。它的使用场景是晚清的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农民，用途是教农民识字，以遵守法纪。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担心的是子女的疾病。我理解为，孩子健康成长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很接近现代价值观。 但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子女并没有尽到自己的孝道，就算父母很爱他们。 孔子讲，孝敬父母最难的事情是“色难”，就是说最难的是给父母好脸色。 给父母买好房子、请保姆、吃大餐、去旅游是物质上给父母的享用，这是低层面的“孝”。而高层面的“孝”，应该表现为对父母精神上的敬重和情感上的关怀。
所以，你看，即使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上升到实践层面也是非常难的。
一句话，因材施教。如同一副药方里同时有甘草和砒霜。因为有砒霜，那这药方必然不能作为寻常药物使用。可是你不能因为药方里有砒霜这味药，就否定了甘草的用途。 成年人自己去翻一下《弟子规》的内容，再对照一下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哪些地方确实做的不好，引以为戒就好。 小孩子如果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甚至不讲礼貌、撒谎、沉迷电子设备……就有必要让孩子学一学，让孩子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观，能主动意识到错误。 如果任由其发展，或者一顿棍棒，孩子长大以后就很可能变成一个人行为不端、见利忘义、坑蒙拐骗的人，就只能去监狱里背《弟子规》了。与其长大以后有触碰法律底线的风险，不如早早的把道德观建立起来。 我从不否认，《弟子规》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尤其是现在的知识爆炸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像粉尘一样随着呼吸就被吸收进身体了。 把一本《小学生行为守则》上升到学术和阴谋论层面，无疑是过分解读。而那些把《弟子规》奉为圣经宝典，搞一些形式主义的强行灌输，让孩子们一板一眼的完全照做，也是最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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