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拙著《中国军神孙立人》，仅供参考】
蒋介石派专机“美龄号”送孙立人去往沈阳，15日孙将军到达沈阳，下机后便去见杜聿明，这是二人自从缅北分手后的头一次见面。寒暄过后，杜聿明简单地说明了当前敌我态势，据称共军约有七个纵队、两个日本原有的韩国（朝鲜）军、一个新组成的日本兵重机枪师、一个日本兵三八式炮兵大队（关东军大部分都被苏军作为俘虏押送到了西伯利亚），由林彪率领在四平据守险要进行顽强抵抗。
杜聿明的情报自然是较为准确的，但是当时有关东北共军中究竟有多少日本籍、朝鲜籍的士兵及各类人员，却是国军方面不可能仔细了解的。作为一个直接的佐证，可以从林彪在1946年5月29日给吉林军区领导人的电报中略窥端倪：“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500多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到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此为我军进入东北，唯一被歼的事实。”
据大陆方面后来披露的史料称：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被留在东北共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曾在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队伍；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大地》杂志（2001年第二十期）】。另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了50%。曾任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侵华日军的林弥一郎在回忆录《我和中国》中说：他原是日本飞行部队的飞行员和教官，具有一定的飞机操纵和作战技术；八一五东北光复的时候，他所在的侵华日军部队被苏军解除武装，全体人员被送进了俘虏收容所；东北共军对他们颇为优待，以争取他们帮助训练共军的飞行人员，在日方人员的帮助下，东北航空学校于1946年成立。从此以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林弥一郎总共培养、训练了百数十名的中国飞行员。
留在东北的日本青年中还报名参军参战、屡立战功者大有人在，仅第41军中就有88名日本人，有的是机关枪手，有的是抬担架的队员；其中立过大功、小功的达38名，几乎占到半数。其中还有1名日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据大陆著名史家高华称：“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一直跟着到了华南”，见《革命年代》，第355页。今村匡平就是其中被留用的原关东军医生，他被留用到1953年，也是一路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华南，他著有回忆录《我与中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可见，东北国军所面对的敌人，绝不单纯仅仅是所谓的同胞（还有一部分苏俄方面的顾问及志愿人员），加上后来美国长达一年的武器禁运及稍后实行的有限援助政策，都是导致国军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苏联方面的史书虽然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至少也说明了这方面的重要问题：
炮兵和通信联络曾是中共部队战斗保障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在满州地区的改编过程中，中国军事首长开始重视发展炮兵和通信兵及其在战斗或战役中使用的艺术。苏联军事专家在组织和实施指挥人员的训练中给予了极其可贵的帮助。国内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战役计划都是在苏联军事专家的参与下制定的。
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各项进攻战役中所以取得胜利，除了人数增长、部队和兵团的现代化武器和技术兵器增多以外，指挥人员训练水平的提高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苏联的援助对中共满洲部队装备武器和技术兵器方面具有无法估价的重大意义。苏军指挥部根据中共领导的恳切请求将原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移交给了中共所领导的部队。这就使中共部队不仅更新了武器，而且还装备了新组建的部队和兵团。不久以后，一部分苏军武器也交给了中国军队。
结果，中共在满洲的军队集团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前夕已装备了足够数量的、当时堪称第一流的武器。这个集团与驻中国其他地区的兵团比较，处境优越。在这同时，日本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一百多万人的全部武器装备按照投降条件都落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手中。【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1卷，第454、458页】
实际上国共内战是一种恶性竞争，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历史悲剧，但是两个列宁式的政党注定了会水火不容。除了共军方面收容日军、伪军及吸纳部分苏军人员外，国军方面也收容了一少部分日军并收编了大量伪军，甚至连新一军中都有一部分原伪军人员，包括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也被蒋介石留作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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