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做噩梦。
昨晚被第一个噩梦惊醒又睡回去之后,早上在闹铃响的十分钟之前哭着从另一个噩梦中醒来。几秒内短暂的悲伤被现实替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法竟然是心理学概念:部分梦中行为会因没有被神经中枢及时拦截信息而传递下来,如:哭泣。
让我哭的噩梦蛮现实的。我在参加一个舞团的甄选,编舞的同学说下一首曲子freestyle。于是我开始自由发挥,但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不会跳舞了,跳到一半的时候觉得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绝望地决定放弃。大吼着放弃。还用英文朝所有的编舞喊:“如果我会跳还要你们干嘛!” 然后拿外套把自己蒙起来大哭。然后哭着醒来。
我重新思考自己到底在怕什么。别人经常问这个问题,但我每次的答案都不太一样。我明明在用所有的时间增长技能、将整个人生都扑到学习上,但在梦中我却丧失能力。一纸文凭和一封聘书是否能让我自己认证我的成长,机敏思变和伶牙俐齿是否仅是社会想要从我身上提取的“有用”之处?或许谈不上是否,梦已经给了答案。
发现从小到大盼了九年有余的大学,如果进去之后学的非其所爱,最多也不过是被金光包庇的社会炼钢炉。跟九年义务教育一样,拿着考试成绩跟你谈如何踏踏实实做人,教你如何跻进社会螺丝钉的行列中。不到两年,样本都没收集够呢,跟我谈什么显著关联性,更不要提对我的人生下定义。
我以为大学代表最高知识水平,我以为到了大学我就不反叛了。但事实是,一个在四年级的时候被迫退掉各类艺术辅导班而上数学课的人,是不会在上了几年数学课后魔法般的觉得数学乃人生之乐。至今依旧,只有走过学校艺术楼,享受各琴房各乐器各音阶冲撞下听觉的饱腹感,才被幸福感托起,觉得轻盈,仿佛又回到小不点的时候长大的地方。
但重点不在于艺术与科学的抗争,毕竟这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我内心更大的反叛是对大学描述的无意义未来的抗拒。这一点我的大学让我无比失望。如果我仅仅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在特定大城市朝九晚五的螺丝钉,那一纸文凭就真的是一纸文凭了。当一个硅谷的螺丝钉跟当一个匹兹堡的、上海的、台北的螺丝钉有什么不一样的?螺丝钉就是螺丝钉啊。我不过是拿一纸文凭换一张聘书。
我以为这些知识分子们会教我如何抱着希望地活过此生。但是枪击案后我的教授说,任何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不能改变政治,都是无意义的。说,在看过这么多事情后他只觉得很无助。于是。我看着他,看着我的大学,看着我大学给我画的未来:永无止境的竞争、攀爬以保脆弱的“社会地位”,答,我也觉得无助。
怕什么?怕-什么?怕的是努力攀爬到你曾经以为的最高知识台阶上,想求智者的一两句金玉良言,却发现上面站的人跟你一样不知所措。怕的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不知所措。
怕的是,没有人教你如何活过个体的局限,而整个社会都想用个体局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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