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芮生在意大利，他太太是西班牙人，他们相遇在伦敦。他们的女儿生在瑞典，几年后又随家庭先后搬到英国和瑞士。
现在法布芮到了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经济学。因为他在这几个国家都呆过，所以对不同的教育风格十分好奇。从瑞典式的自由放任，到英国式的约法三章，每个国家的父母在对孩子的爱上难分高低，但是他们却在什么才是对孩子最有益的这件事上，看法大相径庭。
法布芮与西北大学的德国经济学马泰斯将在一本新书里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法布芮和马泰斯都是经济学家，所以他们自然关注于不同社会对某种特定教育方式的隐性鼓励，尤其是，他们的数据表明，贫富差距是一个决定家庭教育策略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你和马泰斯认为1960到1970年间美国的教育方式比现在放松多了？
法布芮：简单的说，我们认为经济环境对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影响。在美国，比起1960到1970年间，现在父母花在管理孩子各种活动上的时间大幅增加。这种趋势在贫富差距越严重的国家越明显。这种教育方式也就是常说的直升机父母。
为什么会这样？父母当然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成功的人生。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社会，成功者享有更多的机会，而失败者往往面临更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下父母会更为担忧孩子在学校里的学习表现。如果你看看那些更为公平的国家，父母会少担忧一些，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孩子，而是因为失败的后果并不如前者严重。这些国家的父母可能会更多关心别的方面，比如孩子是否快乐，并让他们自由表达自己的个性。而在巨大的学业压力下，这些事很容易被牺牲掉。
直升机父母有用吗？如果这种选择在某种特定经济环境下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吗？
法布芮: 我们有数据，虽然差异很大，但是至少在统计的平均值上，看起来有用。我们可以看到父母的参与程度，姑且叫“密集加强型教育风格”吧，……也就是父母在教育上的参与程度与学业成就正相关，尤其是在中学阶段，大学也是。
你提到另一个影响教育方法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那么美国的教育体制鼓励哪种教育呢？和其他国家相比呢？
法布芮：美国教育有不少特点深深影响了父母的行为。其中一个是，名校的招生筛选条件多，以至于申请大学竞争异常激烈，甚至在入学几年前就早早开始准备了。
但在欧洲一些地方，这种入学择校的担忧少一些。比如在芬兰，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差异不大，父母不会为了学区就搬家。芬兰的孩子和家长知道不是名列前茅也没关系，因为相对来说不同大学的差异并不太大。
书中你还提到当今管教孩子的标准与过去的大不一样。这些标准以前是什么？你认为为什么会改变？
法布芮： 我们看看整个历史，在启蒙运动时代之前，一般都接受一种这样的教育理念：儿童必须被严格的控制和管教，因为儿童不知道正确的行为是什么。然后19世纪开始，一些新的教育理论开始承认儿童的个性，关于因此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有一定影响，不过讨论仍局限在智力精英阶层中。一直到二战后，这才广泛的改变了父母对孩子教育上的态度。直升机父母一般不是指体罚孩子的父母。
现在我基本认可斯蒂文对拒绝暴力式教育上的讨论。但是我也想到，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早期家庭成员的工作缺乏变化，所以父母只能教育孩子如何和自己一样，农民就教孩子如何成为好的农民，这样。然后，儿童开始越来越多在家庭之外的环境获取教育和技能，这意味着父母越来越不能直接控制孩子。我要是从背后悄悄看我女儿写作业，我自己也看不懂她是不是学习很上心。所以，调动孩子的积极性，让他们主动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比直接去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就重要的多了。
你书里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父母在被当今社会的压力吞没的同时，只能选择对更大经济力量作出回应。你是否认为，父母是否可以拒绝经济力量施加给他们的某种教育策略？
法布芮：我觉得对个人来说很难拒绝。你很难去给美国的父母宣扬放养式育儿，或者告诉瑞典的父母孩子需要多推一下。这没用，因为这是在各自的社会中，不是最优的选择，经济学上。
一些其他的形式的干预可能有效，但更多是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如果我们大家都一致认识到，现在的竞争制度对家庭的巨大压力，需要提高家庭生活的质量，那么改善我们的托儿所是可以改变儿童早期机会的一件事。然后是减少学校间的不公平差距，比如加大联邦层面的全国性投入，减少地方投入，或者也许是相反。这样就减少了某种隐性的鼓励——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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