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高考前一个晚上，我哭了。
那天放学回家，一位很久没联系过的伯伯提上一大袋水果和一箱牛奶，带着一对中年夫妇，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马尾辫女孩，站在我家门口。我打了招呼，没明白这个阵势，请他们进屋坐。
伯伯先介绍了一下，“阿玲，这位是县公安局局长，这位是她的女儿，在一中上高中，学艺术的，艺术很有天分，文化课差了点，就坐你后面，你看能不能帮帮她，这么努力，你肯定能理解她的。”
那时，我才18岁，是个只知道读书的怂姑娘，哪见过这种阵势，就很尴尬。想拒绝呢，又不好意思，不拒绝呢，心里又不甘心。毕竟，伯伯也算是我亲戚，拒绝他，像是拒绝亲人人情。可不拒绝他，对不起自己这几年的辛苦。
好吧，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所以提前查到考场，并把他女儿安排在我后面。那时，在县城的年级考试中，我能排到前十，语文和英语单科成绩能排到前五。喊伯伯来说这个事，肯定他摸清楚我的底细，并查看了我身份证上的地址，还找到了远亲的伯伯，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
我听完后，不置可否，马尾辫姑娘说，“我们都差不多年纪，我能和你单独聊聊吗？”
于是，他们三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那个姑娘和我在房间搭讪来。确切地说，是她滔滔不绝。
那姑娘先说她在艺术上如何努力，她多么想考上大学，这次对她来说多么重要，而她的数学又是多么差，她的心愿如何如何，还说我们可以做朋友，虽然我比较有个性什么，但还是要做好事，帮忙，她一辈子都会记得我的之类，一番劝说的话。
我坚持不帮忙，也后悔放这三个人进家门，而父母又在工地上干活没回来。
那是一个漫长的瞬间，他们却一直坐着，没有走的意思，三个人轮番在我面前劝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又气又好笑，也不敢得罪其中一个。最后，还是妥协了。
父母回来时，我讲述这件事，爸妈说如果我不直接拒绝，他们也没办法，毕竟如果拒绝了，万一工作上给小鞋穿什么的。我那时懦弱，急得跑回房间哭起来了。
高考时，那个后座姑娘踮起脚尖，看我的试卷，我只是没有捂住，监考老师静静地望着这一切，我唯一希望时间快点结束。
即使现在想来，那依然是人生中一个偌大的污点，我痛恨自己的懦弱。
那个夏天，榕树上蝉儿叫嚷，在一个阳光四溢的午后，EMS带来了一个粉红色祥云图案的录取通知书，它比很多重本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都精致漂亮，我很欣喜，而那姑娘也去了艺术学校。
很多年后，爸爸和我聊起那个女孩的生活，她在政府单位上班，找了个不错的男人结婚什么的。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不也很正常嘛？
这不公平。不管是在高考前那个晚上，还是工作后一两年，我都会这样觉得。
毕业后第二年，我在老家旅游公司上班，同等职位的有4个，真正做事的人就只有2个，后来，我发现，同等职位，做事更多的我，工资却比另一位同事少。
有一天，一位同事兼好友对我说，“不是我打击你，现在职位上升只有一个名额，你们两个人中不可能是你，因为他爸爸是物价局局长。他的任职都是总经理去请求他爸爸的。”
我什么都没说，只淡淡一笑。回家路上，泪如雨下，好像又回到了高考前那晚。突然，下雨天我打车去步行街，疯狂购物，一个晚上花了一个月工资。
那个同事是我好朋友，我并不羡慕这种身份背景，也不怪他什么，只是有点不甘心，就像两个人，似乎不需要任何比较，一切早就尘埃落定。
这或许是一个孩子幼稚的表现吧，突然意识到弱势后，用狂购来弥补内心深处的失落。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小县城重人际关系，没有关系寸步难行，大城市相对公平，但竞争也大。没有背景，没有扶持，在职场会受更多的气和质疑，也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够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
又过了两年，在星巴克，我和一个朋友聊起了学生时代，我又想起了这些事情，他说他也经历过一样的遭遇，但是他让自己足够强大，他考上了这个专业最好的大学的博士，也开了个小公司，那些不公平反倒成为他的动力。
“这么些年，你再回头看，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这是一种资源分配。拥有资源的人会为子女争取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这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动力。”
不管正不正常，这也是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吧。虽然我不喜欢单调的课堂和乏味的考试，也不喜欢高考时那种压抑的气氛，但是，不得不说，相较于其他，高考仍然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对于那些小富或小官的孩子，高考只是锦上添花，但对于出生农村的人来说，它确实是一条出路，它不一定保证让你以后过得很好，但让你避免工厂流水线或苦力的生活。
当然，不排除一些学历不高的人最后获得成功，但在那一个阶层，只是少数，幸运者而已。
这就是我既反感又怀念高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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