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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6日读书笔记

2020年12月6日读书笔记

作者: 龙套哥萨克海龙 | 来源:发表于2020-12-06 13:18 被阅读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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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与其地方诸侯》完毕

    首先是玄宗与肃宗间的中枢矛盾。这一危机最终以肃宗取得对玄宗中枢斗争的胜利,即唐中央回归一元统治而宣告结束。

    第二波危机来源于新兴的地方军将。尽管不再延续大军区的设置,但取代玄宗的肃宗出于讨叛战争等的需要,仍旧在诸藩镇之上设置了拥有统辖诸镇之权的河南行营元帅与江淮都统。

    肃宗既有利用河南元帅去除这些地方军将的努力,也有期望依靠江淮都统打压他们的决心,只是后者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刘展之乱”。

    第三波危机来源于西部的异族。党项、吐蕃趁西部唐军东调平叛之际,逐渐侵蚀帝国的西部领土,并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对关中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京西北八镇的陆续建立就是帝国为应对这波异族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虽然这波危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它的化解主要还是与吐蕃等异族自身实力的衰退关系更大,但在京西北八镇与神策军镇布防体系的建立及调整过程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出唐廷为化解此波危机所进行的深思熟虑的考量。

    那么,“安史之乱”在本质上又是反映了怎样的一组矛盾呢?三十多年前,黄永年先生撰写《〈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一文,已经指出了,“安史之乱”所反映的,实质上是唐廷与边境节度使之间的矛盾。

    唐代人自己就已经意识到,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是来源于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就是在唐朝的边境地区存在着军事实力强大的节度使集团。

    对于那些平定安史之乱的原边境军团,唐廷也不得不在乱后给予其内地实地的待遇,这既是褒奖功臣的应然举措,也是安置因边境故地沦丧而不得不率军进驻内地的边境节度使军队的必然结果。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至于“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

    关中藩镇的问题确实是唐廷最先也是最为彻底地解决的。不仅如此,早在打击关中三大派系之前,唐廷就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神策军,并且逐渐在关中构筑起了一种神策军镇与边镇互相配合和制约并且盈缩有度的多维度空间结构。这种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也是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

    在唐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够适用这样一个以政治中心所在地来命名的“本位政策”的说法。近年来,两位研究西汉的学者杨建与辛德勇都在各自的研究中指出,其实西汉也存在着一个所谓“关中本位政策”

    “关中本位政策”的实质是各个地域的相对独立。只有在地域与地域间的联系与依赖还不那么紧密,各个地域在整体中的功能定位还不那么明确的时候,我们才能使用“某地本位政策”这种既凸显其一,但也仍旧可以给予作为“次”或“客”的其他地区相对完整和独立地位的说法。

    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不待“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随着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转运食粮,随着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一个原先主要依靠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它就已经在逐渐瓦解“关中本位政策”了。

    一个国家从各个地域相对独立,唯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为突出的地缘结构形态,向各个地域相互依赖,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功能差异的地缘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而如果我们以“关中本位政策”来定义前者的话,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把后者称为“中央本位政策”。

    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因此,虽然藩镇时代的帝国就表面来看是带有分裂倾向的,但实质上,帝国区域间的联系与依赖却比过去来得更紧密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因为藩镇体制的存在才导致了这一转变,其实这一转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变革”阶段是在藩镇时代完成的。至于变革完成后的图景,未来的赵宋王朝就是这种图景的呈现。

    朝命的官员实际上并不构成藩镇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真正取代旧有大军团势力主导藩镇未来发展的,是当地的基层势力。不同地域基层势力的体现仍旧并不相同。在河南,以牙兵为特色的地方军人集团已经形成。在关中的支柱禁军中,挂名窜籍的豪富,尤其是商人子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而在江淮一带,则是兼具农、商、军、吏等多重身份的土豪层的强势崛起。这种地域差异的出现,其实也正是地域功能逐渐明晰的一个产物。

    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仍是一个大的趋势。于是一方面,在大军团危机结束后,通过控制藩镇上层,帝国“中央集权”趋强的势头已在藩镇身上有所体现,但是另一方面,藩镇真正的主导权却已下移到那些新兴的地方基层势力手中。

    于鹤年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说的这番话,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藩镇与藩镇时代意义的总结吧:“自中唐至宋初乃是一整个的藩镇时代。在这二百余年的长时期中,可称道的固然不仅有藩镇一件事,然而他(它)总不失为最重要者,因为政治的变革,宫廷的风潮,民族的兴衰,文化的迁嬗,差不多都和他(它)有关系。若以藩镇为这一时期历史的中心,是最恰当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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