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外科医生、白宫曾经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阿图·葛文德写过《清单革命》一书。
葛文德发现，医生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挑战：要用到的工具太多了。
他写《清单革命》的时候，一位医生手边可用的药物有6000多种，还有4000多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手段。在重症监护状态下，一生平均每24小时要对患者进行178项护理操作。现在随着医学的迅猛发展，这些数字应该变得更庞大了。
可想而知，这么复杂的操作，一不小心就会带来可怕的失误。葛文德说，人的错误分两种：“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前者是我们没有掌握正确知识而犯下的错误；后者是我们掌握了正确知识，却没有正确使用知识而犯下的错误。后者是不可原谅的，于是医生们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凡事列出清单，逐步执行。
列清单带来的效果非常惊人。有一家医院把防止插入中心静脉置管引发感染的五个步骤制成了清单，并授权护士，一旦发现医生跳过清单上所列步骤，就叫停操作。这个举措让“原本经常发生的中心静脉置管感染比例从11%下降到了0；避免了43期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为医院节省了200万美元的成本”。
清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把医生在记忆和经验中的工作流程“可视化”了，从而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重要的操作步骤都不会被遗漏。更重要的是，当医生把这部分记忆的工作外包出去以后，他们自身也可以更专注于具体的操作。
这套方法能不能为其它行业所用？当然能。航空、救灾这些领域，很快就借鉴了医学界的这项操作。
在《清单革命》中，我（罗振宇）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应用居然发生在商业演出行业。
为了呈现出最佳的视觉效果，一场商业演出对舞台装置的要求极高。但现实中往往会有纰漏。有时候聚光灯和丝绒幕布挨得过近，可能造成火灾；有时候舞台的门搭的不够高，线阵音响就没办法过等等。
为了防止出现这些问题，摇滚乐手大卫·李·罗斯，就在巡演合同里加上了一条“M&’s巧克力豆款项”。它本质上就是“清单”方法的一种体现：某个特定环节没有准备好，往往预示着其他准备环节也会出问题。
著名摇滚乐手大卫·李·罗斯每次签订巡演合同的时候，都会坚持在合同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后台化妆间里必须摆放一碗M&’s巧克力豆，而且里面不能有一粒棕色巧克力豆，如果主办方没有做到的话，演唱会将被取消，而且主办方还要对乐队进行全额赔偿。
至少有那么一次，乐队因为上述原因霸道地取消了科罗拉多的一场演唱会。因为罗斯在化妆间里找到了棕色的巧克力豆。
有人或许认为，大明星总是喜欢摆谱，提出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但其实不然，这是罗斯用来保障演唱会安全的一块试金石。
“如果在后台放置巧克力的碗里发现了棕色巧克力豆，我们就会对各项装配工作逐一进行检查，我保证会发现技术错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美>阿图·葛文德：《清单革命》
在一个复杂系统里，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大概率其他地方也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多有力度的洞察？
据说查理·芒格读完《清单革命》之后欣喜若狂，马上给葛文德寄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因为他意识到，清单作为一种抓取关键，规避风险的工具，也可以为投资行业所用。
每一个行业里都迟早会出现葛文德医生这样的人。他们会把同行习以为常的做法提取出来，变成所有人都用得上的思维模型和解决方案。
如果你的行业里还没有这样的人，也许这就是你的机会。
不过要做这样的人，仅仅有洞察力还不够，还需要一点点勇气。因为每一个行业不仅有应对挑战的技巧，还有回避麻烦的智慧。而后者，同行们往往是达成默契，避而不谈的。
比如法律行业。在公众眼里，法律是正义和规则的化身形象，非常正面。但是，法律行业从业者也有非常独特的难题：责任太大。
法官的一份判决书可能会影响数额庞大的财产的归属，甚至还可能会决人生死。判决作出后，还要被放到公众舆论下讨论，甚至被千秋万代审视。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名法官，马上要在一张死刑判决/复核书上签字，即使犯人罪大恶极，这样的压力是不是也很难承受？
所以，法律行业就有一个天大的两难困境：既要让法律有权威，又不能让具体的个人独自面对那么大的责任，怎么办？
法律行业的办法是——“甩锅”，也就是推卸责任。当然，“法律不是简单地推卸责任，而是把它制度化，把决定推给公认的、无可辩驳的权威力量”，比如神秘力量、程序或者集体人格。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刘晗老师就说，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通行的办法。比如商周时期用龟甲占卜，欧洲中世纪用神判法都是为了获得神意的支持。
到了后来，法律非常讲究程序，也是由这个考虑在内。比如一个刑事案件，“警察先侦查搜集证据，检察院在检查证据提起公诉，被告人还会找律师提交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甚至还有可能找专家证人，最后才是法官依据两边提交的证据以及相互的辩论做判断”。
设置这些程序当然是为了公平。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程序其实是把法官做决策要承担的责任甩给了制度。因为如果程序完全正义，最后结果错了，那也不是法官个人的责任，而是整个司法体系的责任。
有一次，王烁老师的两个孩子吵架，二宝跑来告状，说大宝弄坏了他的气球，让爸爸罚大宝100元。王烁老师没有直接表态，而是把两个孩子都叫过来，模仿法庭程序，爸爸充当法官，让他们依次陈述事实，同时规定没有被法官叫到的，不能乱发言。
首先是二宝发言，他说自己打了大宝，所以大宝把他的气球弄破了。然后是大宝发言，他有两点补充：第一，二宝动前，两宝各自夸自己的气球最美，二宝说不过大宝就急了；第二，二宝的气球是自己（大宝）不小心弄破的。爸爸转头问二宝，是不是这样？二宝点头。
结果经过几轮“交叉询问”，“法庭辩论环节”结束，两个孩子对事实没有了争议。最后，法官爸爸的判决结果是，两人都有错，相互抵消。但两人都违反了家规，因此各自被罚五元。于是问题就这么和平地解决了，两个孩子都对判决结果心服口服。
在冲突面前，爸爸变成了中立裁判者，不偏向谁，也不针对谁，居中裁判。轮到谁，谁才能发言。保证年龄较小的二宝也有充分发言的机会。这就是限制强势一方，帮助弱势一方。正因为如此，在整个过程中，两个孩子的想法和情绪才能得到充分表达。
——刘晗：《想点大事》
从这个角度考虑“程序”问题，程序不仅是对司法人员的约束，也是对他们的保护。用刘晗的话来说，“甩锅是有正面价值的，那就是它让普通人也敢去替公众作出重大决策，同时让这样的决策能够获得权威。”
理解了法律行业的这个“B面”，如果你是一个组织体系里的管理者，再次面对繁琐且效率低下的“程序”时，是不是也能多一份体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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