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的两次变法

北宋年间的两次变法，改写了四位文人的命运。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54岁，欧阳修36岁，王安石22岁，苏轼6岁。

这一年，北宋朝廷已经来到了一个“危机与发展同样剧烈”的转折点上。总的来说，北宋朝廷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官太多了，兵太多了，财政支出太大了，不堪重负。然后，在与外敌（辽、西夏）的数次战争中，北宋也是屡战屡败。内忧外患，沉重地压迫着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的社会良心。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宋仁宗就把当时正在外面做官的范仲淹召回京中，封他为参知政事，让他放手去改革。“庆历新政”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范仲淹和富弼两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表示支持。

范仲淹的改革，总的来说就是：严格限定官吏的任免升降、重视农业生产、整治军备以及厉行法治。都是好的政策。

但是新政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第二年（1044年），就有很多人毁谤新政，攻击范仲淹。虽然老铁欧阳修仍然一如既往地写文章支持范仲淹。但是指责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范仲淹还是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请求到外面去做官。

庆历五年，范仲淹就被贬到邠州（在今天的陕西省旬邑县）去做官了。几个月后，坚定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也被贬到滁州（在今天的安徽省东部）去做官了。到这里，为期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彻底宣告失败！

也就是在庆历五年的年底，范仲淹又被调到了邓州（在今天的河南省内）做官。第二年，范仲淹一个被贬到岳州（在今湖南岳阳）做太守的朋友——滕子京，央求范仲淹替他写一篇《岳阳楼记》。然后，范仲淹就写下了我们所熟知的千古名文——《岳阳楼记》。

在“庆历新政”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来看《岳阳楼记》，也许我们就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刻画了两种人，一种是“迁客骚人”，略等于我们今天的“文艺青年”；另一种就是“古仁人”，略等于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大神”。“迁客骚人”的心绪起伏不定，容易因自己的遭遇和外物的变迁而或悲或喜。而“古仁人”就不同了，他们的心情是相当稳定的。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为什么古仁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心放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把心放在了天下苍生的身上。所以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后，范仲淹表明，自己要跟古仁人一样，不要因为仕途不顺就怨天尤人。放在“庆历新政”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来看，范仲淹这种宏大的格局，与其说是劝勉友人，毋宁说是一种自慰。

说完范仲淹，再来说范仲淹的铁杆粉丝欧阳修。刚刚说了，庆历新政失败之后，欧阳修就被贬到了安徽滁州做太守。对，就是在安徽滁州，欧阳修写下了同样是千古名文的《醉翁亭记》。我们都知道，《醉翁亭记》的第一句就是：“环滁皆山也。”这里面的“滁”就是指的“滁州”。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时间，应该也是在庆历六年，这一年欧阳修也才39岁，但是却自称“醉翁”。欧阳修被贬到滁州之后，好像并没有特别不开心，反而整天带着一群滁州的老百姓到当地的琅琊山去吃喝玩乐。琅琊山之于滁州，大概相当于白云山之于广州吧。“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被贬滁州之后，欧阳修仍有大把的闲情雅致游山玩水，仍能时时“与民同乐”。大概，欧阳修是相当乐观的一个人吧。

四年后的1050年的夏天，刚满30岁的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准备回江西临川故里，途径杭州，写下了《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时候的王安石正值壮年，抱负不凡。这一首《登飞来峰》也写得十分有气势。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可视为王安石实行新法的前奏。

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北宋社会所面临的的问题几乎一个也没被解决。官还是这么多，兵还是这么多，财政的支出还是这么大。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这一次，就轮到踌躇满志的王安石上场了。

1069年，已经是宋仁宗的孙子——宋神宗在位了。这时候，范仲淹已经去世了，欧阳修快去世了，王安石48岁了，苏轼32岁了。就像范仲淹一样，王安石也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王安石所面临的问题，跟范仲淹也基本是一样的。

就跟范仲淹一样，王安石也推出了很多新法。但也跟范仲淹一样，王安石也得罪了很多保守派。我们所熟知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和豪放派大词人苏轼，都是反对变法的。

1079年，苏轼还因反对变法而被弹劾、诬陷，从而造成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差一点就让苏轼丧命了，最后就连王安石都出来替苏轼求情。最终苏轼被贬到了黄州。

我们所熟悉的《记承天寺夜游》就是苏轼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后的第四年（1083年）写的。从《记承天寺夜游》中，我们大概也能看出苏轼在文学上的风格的转变——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两篇《赤壁赋》同样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从这两篇文章来看，苏轼已相当超脱。

苏轼和王安石二人都堪称新法的受害者。王安石变法最终的结局也跟庆历新政一样——失败！

1085年，王安石的支持者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王安石的新法几乎全部被废。王安石变法被宣布以失败告终。

第二年（1086年），王安石在老家钟山病逝。

北宋中后期，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想让国家富强起来，从范仲淹到王安石。也有无数的文人被牵扯进来，从欧阳修到苏轼。他们的命运都因这两次政治变革而改变。宦海浮沉之后，尘埃落定，还好给我们留下的，有那脍炙人口又感人肺腑的诗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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