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顺着历史的脉络分析各种国家之间的讨债方式及其深层逻辑。
这条脉络的核心只有一句话：对债权的保护本质上是对产权的保护。产权的保护是国际间合作的基础和前提。
很显然，当博弈是一锤子买卖的时候，欠债还钱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在全球化发展完善以前，讨债的成本很高昂。所以，在20世纪以前，国与国之间讨债和各种跨国产权的保护主要就是通过简单粗暴的军事行动来实现的。这一讨债方式是“谁的财产谁保护”的现实表现。该惯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委内瑞拉债务危机时才产生转变的苗头。1899年卡斯特罗通过战争推翻安德拉德的独裁统治，次年委内瑞拉的主权债务已高达一亿九千万博利瓦尔，1902年卡斯特罗被迫宣布中断清理国内外债务，从而引发严重的债务危机。英国和德国为了讨回债务，派遣联合海军炸沉委3艘军舰，封锁委5个主要港口并轰炸港口设施。至此，讨债方式还是按照军事行动的惯例进行的。有意思的在于，之后委内瑞拉同意由刚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进行国际仲裁。虽然这次的仲裁结果支持国际间的武力讨债，但由此引发的国际间对仲裁结果合法理性的质疑和讨论促成了国际惯例从战争向国际法的转变。此事件的一系列发展在1906年促成美国成立本国的第一个国际法学会(ASIL)。
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通过协议规定，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向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双方必须先寻求和接受国际法院仲裁。
海牙协议在否决了战争合法性的同时，也给赖账打开了方便之门。不了了之的欠债行为在1907年海牙协议之后并不罕见。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为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其中，1914年、1917年北洋政府就先后中止支付晚清和民国发行的债券。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所有主权债务也都一笔勾销。而国民政府也曾通过降低债券利率和废弃外债的方式毁约。可见，动荡时局中主权债务的风险一样是不低的。
赖账很显然是不利于顺畅的全球化合作的。因此二战后，通过成立国际组织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债权等产权的保护问题。例如，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致力于帮助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从而保护债权国权益的。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全球性的多边组织外，区域性的多边组织也往往同时肩负着保护债权国的职责。例如欧盟等多边组织在处理个别国家债务问题时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援助、债务展期等措施，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以时间换空间，最终保证债权国本金的安全。
当下，在强国对弱国的双边关系中，债权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援助性贷款时也常常采用主动减免等方式减轻债务国负担。当然，这些主动减免往往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共赢行为。
当然，如果债务国本身就是强国，在债务压力下又不想让信用受损，那就很考验智慧了。以美国为例，十八世纪末，美国背负了独立战争留下的五千多万美元的沉重债务。这个债务负担最终就是由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计划告终的。该计划通过发行新货币，并用新货币放出的新债偿还旧债。人们把这次的“旋转门计划”成为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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