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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的宗教》
天王和正统的皇帝一样，是最高祭司长（ oberster Pontifex ）。次于他的五个最高的官职部门是西、东、南、北四个“王”和助理他的（翼）王。三个科考级次也可在太平天国中见到。卖官制被废止，由天王任命所有的官吏。
当然，如果太平天国获胜的话，没有人敢说这个宗教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路径。祖先墓前的祭奠，必然要被保留，就像耶稣会士也不得不准许此事一样 —— 直到彼此竞争的教团将此事告发，而引来罗马教廷的干涉为止。最初对于行为正直的强调，也许又会落入仪式主义的陈套。
“非人格化的最高存在”，具体而言，是指冬至日于国都南郊所祭的“天”，及夏至日于北郊所祭的“地”。此种“天地之祭”乃是天子的特权，一般庶民是不得参与的。
禁欲的基督新教所具有的种种印记，表示其已进到（斥逐巫术）的最后阶段。基督新教最具特征性的形式已将巫术完全彻底地扫除尽净。
女巫审判事实上仍盛行于北美新英格兰。当儒教仍未触及巫术对于救赎的实际意义时，清教已判定所有的巫术都是邪恶的。只有理性的伦理内涵（ das rational Ethische ）被界定为具有宗教上的价值，亦即，行为得根据上帝的命令，并且是出于一种敬畏上帝的态度。
宗教上对于世界贬斥的程度，并不与其实际拒绝俗世事务的程度相符合。
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人的本性被赋予伦理性的善（ ethischgut ）。每个人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所有的事物上一样，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其本质与其能够达到无限完美的能力，则是相同的，他们在原则上都足以完全履行道德律令。以古老经典为基础的哲学的 — 典籍的教养是自我完成的普遍的手段，而教养的不够充足 —— 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匮乏 —— 是道德缺失的惟一根源。
儒教徒单单渴望一种从野蛮的无教养状态下超脱出来的“救赎”。他期望着此世的福、禄、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来作为美德的报偿。
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同样会断然拒绝去不断地背负“原罪”（ Sünden ）的重担。并且，凡是儒雅士人都会觉得“原罪”这个概念实在有点过分，并且有损尊严。通常它都被代之以习俗的、封建的、或审美结构的各种名称，诸如：“没教养”，或者“没品格”
士人领导阶层、官吏与官职候补者，一贯地维护祖先崇拜的持续，认为这对维持官僚体制权威不受侵扰乃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压制所有来自救赎宗教所引起的动乱。除了行占卜术、圣礼恩典的道教之外，就是惟一被容许的 —— 由于其为和平主义者因而不会构成危险的 —— 救赎宗教：佛教僧侣的救赎宗教。它的实际影响，在中国，正如我们即将谈到的，是经由内在情绪的某种精微奥妙来丰富其心理经验的领域，除此之外，它无非是巫术性的圣礼恩宠、使传统强化的仪式的一股更大的泉源。
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互不信任，是所有的观察者都能肯定的。清教教派里的虔诚弟兄间的信任与诚实 —— 一种同为教外人所分享的信任 —— 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巫术信仰下，疾病与不幸，都是由于个人自己招致天怒的一种征兆。结果，此一信仰又促成了某种对于同情心理情感的抑止；在面对（世人一般的）苦难时，同情心通常都源自救赎宗教的协同感（ Gemeischtsfefühl ），而此等情感总是强烈地支配着印度的民间伦理。由于巫术的保留，造成了中国人性里一种特别冷淡的气质与对于同胞的形式上的和善。即使是家族内的关系，都保持着一种仪式性的拘泥与敬畏鬼神的自私心态。
儒教有利于大众的驯服与君子的尊严身份，然而因此而塑成的生活态度及其呈现的样式，却必然保持着本质上消极的特质。这样的生活态度不可能使人渴望追寻一种由内而外的统一，一种我们会将之与“人格”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驱动力。生命只是一连串的事故，而不是在一个超越的目标下有条理地设定出来的一个整体。
儒教极度世界乐观主义的体系，成功地泯除了存在于此世与个人超俗世的命定之间的、基本悲观论的紧张性。然而，任何基督教伦理，无论如何纠缠在与俗世的妥协中，都无法达到这点。
此种奉名可能有某种卡尔文派的或洗礼派的根源，其教会组织可能更倾向教会会议或聚会所的性质。
被贬落凡尘的大众（ massa perditionis ）里只有少部分人会被召唤回天堂，不管他们是因为先前的预选而注定如此，还是因为虽然所有的人都有此种机会（根据教友派的说法，包括了非基督徒），却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紧紧加以掌握而达到目标。
与儒教的对比是很清楚的：这两种伦理都有它们非理性的本源，一个是在巫术，另一个则在一个超俗世上帝的绝对不可臆测的决定。但是从巫术那儿推衍出来的是传统的不可动摇性 —— 传统被当作是已经证明的巫术手段，以及最终，所有自传统而来的生活样式都是不可变更的 —— 如果要避免鬼神震怒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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