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了魯迅先生的文章《父親的病》，文中提到“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而西醫則是“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這很明顯的差異是東西方對孝道的理解不同，也是兩方的文化差異。
在我們中國人眼中，活著比一切重要，哪怕是植物人，哪怕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們將健全人的想法附在久病的親人身上，我們很害怕去面對親人逝去的結果，更害怕背負不孝的名聲，所以我們不去問病人的意見，而是想當然地去替他們做決定，我們沒有站在他們的立場去想問題——本人是否願意這樣活著。
因此我搜集了一些社會新聞，關於“安樂死”，我看到了中國首例安樂死的人，“2018年6月初，臺灣體育主播界的名嘴傅達仁因不堪忍受胰髒癌之苦，在家人陪同下於瑞士執行了安樂死，享年85歲。”而新聞上相關的畫面，老人走的很幸福，安樂死前和親朋好友一一道別，最終在至親的陪伴下，喝下兩杯藥，躺在兒子懷裏離開，媒體這樣評論：“兒子有孝，妻子有善，感人至深。在面對生離死別這個人生關口時，最難的莫過於，明明心裏痛得要死，揮手告別時還要展現出開心模樣。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離人滿足地離開……”我並不是鼓吹這樣的行為多好，而是想說，與其讓病人苟延殘喘，毫無尊嚴地活著，不如遵從他們的心願，最起碼讓他們有得選。
當然，在我搜集的新聞中，還有這樣一則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1986年漢中一位醫生在重症病人及家屬的懇求下，為病人開了安樂死的藥，並由護士注射，誰想到病人的女兒事後反悔，將醫生高上法庭。事發九年多的時間裏，醫生前後兩次被判無罪，最終釋放。記者的採訪中醫生說到，他很後悔，因為這件事他的一生受到影響，過得不如別人，他的出發點也只是為了病人。他表示有很多醫生在“悄悄地進行‘安樂死’，這個不過是他沒有寫在處方上，沒有寫在檔案裏面。”既然患者有需要，那麼一定會有醫生冒險去做。但從這個醫生的事件，我們也看出來，“安樂死”這個事情存在太多變數， 容易被利用，也很容易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國家沒有引進不是沒有原因。
行文至此，我不想鼓吹哪種方式更好，我只是想說，我們的社會在進步，人文關懷更加濃厚，希望我們不只可以對病種的人懷抱深情，而是珍惜每一個當下，不要等一切突然發生才後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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