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时候每晚11点断电，我们总会再坚持一个小时直到12点断网之后才开始洗漱。12点半躺在床上，聊些乱七八糟的话题，或是各玩各的手机，我习惯了凌晨一两点睡觉。当我睡到自然醒时已临近中午，赵翰早就上课去了，冬瓜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玩着DNF，而熊棋还在睡觉。
我和熊棋在白骆驼喝酒至深夜，店外正下着瓢泼大雨。或许是酒精的作用，我俩的记忆开始活跃起来。熊棋说当年有一门毛概课，第一次去上课时我们发现教室坐满了，只剩下第一排有空位，于是我们果断翘课了。而毛概老师很贼，以后每次上课点名，他一定会点翘了第一堂课的人：我，熊棋，冬瓜。
我同样记得那门毛概，一周要上两次，一次是在离宿舍较近的东九，另一次是在遥远的西十二。当时正值武汉严冬，把毛概排在早上一二节课，并且要从最东边跑到最西边去上课，这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可惜我们三个党性不够，只能老老实实地躲在被窝里，连伸出手的勇气都没有。
有次赵翰上完课回来告诉我们，毛概老师说如果点名超过五次不到，那么期末成绩直接不及格。我问赵翰是不是每堂课老师都点名了，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我们三个放心了，因为我们至少翘了七八次，可以彻底放弃治疗了。但老师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因为最后我并没挂科，成绩还考得蛮好的（毛概开卷考试）。
我还记得有一门在西五的实验课，同样是大冬天早上的一二节课。实验课没法逃，只好老老实实去上课。我和熊棋起得很早去坐第一班校车，而赵翰和冬瓜骑车去，所以当我俩出门时他们还可以再睡会儿。那个时候，早起对我们而言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全部的意义就是过早。
过早是湖北地区的一种俗称，即吃早餐。我俩之所以起那么早，就是为了有充足的时间能在南三门外的那家面馆吃上一碗热干面。热干面的面条是煮得半熟的碱水面，摊凉之后拌上香油，开卖时再下锅煮开，捞起后加入酱油、麻油、盐醋以及葱花，再配以花生和咸菜，最后注入热干面的灵魂——浓香的黑芝麻酱。
刚来武汉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热干面，而当我第一次吃热干面时，觉得未来四年我应该不会再吃这玩意儿了。但后来的我只能对热干面说两个字：真香！遗憾的是，我在武汉四年其实并没吃过多少热干面，因为我们的早晨总是从中午才开始，而热干面只属于过早，这仿佛是一种仪式。或许正因为我们的早晨充满了空白，所以那些关于早晨的记忆才会如此深刻。
最后一瓶酒我喝不下去了，酒馆里的老挝啤酒太苦了。熊棋笑着说：“我再也没有起那么早去吃热干面了。”而在海外的那些年，我总是起得很早，或是睡得很晚，从凌晨一点到早上六点，我见过城市里每一个寂静时刻的模样。不过，即便我的早晨从早晨开始，我再也没有吃到过热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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