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其人一生都可用“大”来作结。“唐宋八大家”是一个狭隘的称呼，苏轼是一个大文豪、大诗人、大词人、大散文家、大画家、大书法家。“德、智、体、美、劳”样样都大，其旷达的人生态度鲜有比肩者。即使苏轼生在今天，也同样如现代诗人王澍先生所言，是实践“三个代表”的伟大榜样。
苏轼被贬海南儋州期间，为当地培养了第一个进士（代表最先进的文化）；早在被贬海南之前他就研制了插秧机——“秧马”（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不管被贬到哪儿，他都为当地的老百姓办无数好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迫害他的人，想置之死地而后快，可苏轼就不死在那儿，还能说出“九死南荒我不恨”的话，你说气不气人。
保持自己的大气节，在“新法”“旧法”两党的迫害下，他依然是立场坚定，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一身傲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对人生坎坷，“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真是大气概。在料峭的春风中，面对山头斜照，对近乎流放的贬官生活竟甩了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真是大英雄、大节操。洒脱豪迈，履险如夷。
苏轼对爱妻王弗感情笃厚，妻亡后，苏轼常于梦中见妻，有词《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白天见不到，只好“夜来幽梦忽还乡”，相顾无言，年年断肠。读来令人泪下，真是大情感。英雄气不短，儿女情更长。
在苏轼七彩罩身的神圣光环下，我们真是睁不开眼。在诸多光彩之下，暗淡了苏轼的另一道光芒——他还是一位大茶人。
苏东坡在一次斗茶中得白茶第一，司马光问他：“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爱此二物？”苏东坡笑答：“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蕴藏实无以异。”
“茶墨皆香”被后人传为美谈。
苏轼的才名，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天下无双，即使是王安石的过目不忘也难敌苏轼的遍地开花。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是司马光的“旧法”，谁得到苏轼的肯定，都会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三个人都有君子之比。一个茶，一个墨，再加上兼具茶墨的苏子，会不会是世界级的资源配置和最佳组合不敢说，但他们都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可惜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假设这三个人具有相同的政治观点的话，那么，宋朝的历史在这三个人的合作之下，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进程，进而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改变。
历史擦肩而过，宋朝和整个中国失去了一次机会。王安石对苏子的立场不满，碍于师生的面子，找了一个让苏子体验生活的借口，罚他去看“吹落黄花满地金”。司马光少年得志，但面对苏子的茶墨皆香、君子之比，都未能灵机一动，再次砸缸。政治的需要使他将王安石与苏子一块儿重新丢进缸里，呜呼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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