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其人一生都可用“大”来作结。“唐宋八大家”是一个狭隘的称呼,苏轼是一个大文豪、大诗人、大词人、大散文家、大画家、大书法家。“德、智、体、美、劳”样样都大,其旷达的人生态度鲜有比肩者。即使苏轼生在今天,也同样如现代诗人王澍先生所言,是实践“三个代表”的伟大榜样。
苏轼被贬海南儋州期间,为当地培养了第一个进士(代表最先进的文化);早在被贬海南之前他就研制了插秧机——“秧马”(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不管被贬到哪儿,他都为当地的老百姓办无数好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迫害他的人,想置之死地而后快,可苏轼就不死在那儿,还能说出“九死南荒我不恨”的话,你说气不气人。
保持自己的大气节,在“新法”“旧法”两党的迫害下,他依然是立场坚定,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一身傲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对人生坎坷,“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真是大气概。在料峭的春风中,面对山头斜照,对近乎流放的贬官生活竟甩了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真是大英雄、大节操。洒脱豪迈,履险如夷。
苏轼对爱妻王弗感情笃厚,妻亡后,苏轼常于梦中见妻,有词《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白天见不到,只好“夜来幽梦忽还乡”,相顾无言,年年断肠。读来令人泪下,真是大情感。英雄气不短,儿女情更长。
在苏轼七彩罩身的神圣光环下,我们真是睁不开眼。在诸多光彩之下,暗淡了苏轼的另一道光芒——他还是一位大茶人。
苏东坡在一次斗茶中得白茶第一,司马光问他:“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爱此二物?”苏东坡笑答:“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蕴藏实无以异。”
“茶墨皆香”被后人传为美谈。
苏轼的才名,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天下无双,即使是王安石的过目不忘也难敌苏轼的遍地开花。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是司马光的“旧法”,谁得到苏轼的肯定,都会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三个人都有君子之比。一个茶,一个墨,再加上兼具茶墨的苏子,会不会是世界级的资源配置和最佳组合不敢说,但他们都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可惜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假设这三个人具有相同的政治观点的话,那么,宋朝的历史在这三个人的合作之下,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进程,进而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改变。
历史擦肩而过,宋朝和整个中国失去了一次机会。王安石对苏子的立场不满,碍于师生的面子,找了一个让苏子体验生活的借口,罚他去看“吹落黄花满地金”。司马光少年得志,但面对苏子的茶墨皆香、君子之比,都未能灵机一动,再次砸缸。政治的需要使他将王安石与苏子一块儿重新丢进缸里,呜呼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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