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今年9月开始连载《德云社的政治隐喻》系列开始，我这个原本只想作为记事簿的公众号，来了不少不认识的朋友。断断续续更了前6期，然后就……断了，我知道这是很不像话的，至少配不上诸位的打赏。
刚开始时我就说，就算再磨蹭，也不会拖到2017年才写完吧。孰料一语成谶，2017年转眼就到了。如果您还有耐心，建议先不要取关，多停留一会儿。
在此也回答一下催更的诸位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我挺好的，没有生病也没有被抓进去，只是2016年的最后两个月过得繁忙仓促，而且并不愉快。终于有时间静下来时，我还是更愿意在这里写。
我先跟大家分享几个过去一年里，跟“写”有关的小片段吧。
今年2月我给澎湃写了《中国翻译莎士比亚最多的人：朱生豪的“书单”》。虽然写作前后仅用了三、四天，但自认为功课做得够足，资料基本翻遍，而且避免了泛泛而谈的空洞，一如既往地借古讽今。文章似乎也没有太多人感兴趣，直到有一位网友辗转了几道找到我，留下这么一段话——
可否告知作者？下为朱生豪先生之子尚刚先生评：总体觉得写得不错，有2个问题： 1，虽然曾两度丢失译稿，三度从新开始，但《暴风雨》只译过两次，排印用的是第二稿。详见我的《对朱生豪译莎过程的一些分析和推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2，关于进世界书局时经林汉达“面试”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知作者是从何处得知的。
当然我最终也没能与尚刚先生取得直接联系，并向他求证及致歉，但从看到留言起就惴惴不安了好久。也许对现已存世的二手材料已经做了详尽的考据，但我的认知，比起朱先生的儿子肯定只是皮毛。况且当初应下约稿并斗胆落笔时，也断没想过这些谬误会被最有发言权的人看到。
问心有愧啊。
第二件事情颇有些喜感。奥运会期间，腾讯的潘总邀我分析下印度竞技体育为什么这么拿不出手，遂有了那篇《人口第二的大国没奖牌，印度人怎么看》。毕竟流量大，几百条评论里说什么的都有（是其他朋友告诉我的，我从来不看），但从中可见国人对于印度的固见和偏见是很深的。
奥运会结束了，文章也早已忘却。后来因为印度朋友在做“India in the Chinese Media”的项目，我帮忙看材料时，发现一家名气还不小的印度英语媒体讨论类似问题时，有类似的一段表述：“根据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印度体育在中国人看来……”定睛一看，是一大段从我文章里摘译过来的内容。不禁笑了。
有不少从体育媒体出来的朋友，大家也深知因为资源所限，国内媒体对于国际体育的报道（特别是NBA、欧洲足球等），少了这样与“原创”打擦边球的编译稿件，就基本玩不转了。事实如此，但这过程也是互相的，而有些无奈和窘迫却是共通的。要是我知道文章会传播到喜马拉雅山脉那一侧，估计会收敛起打趣和揶揄吧。
心有余悸呢。
再说说跟书有关的事情吧。2016年的夏天有些不堪回首，因为觉得把无数个本该酣眠的夏夜贡献给了一份糟糕的译稿。具体就不点名了，反正这位名气不小的文青译者，那狗屁不通的十几万字根本达不到出版的标准，于是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开始了无奈的“抢救”过程，历时大半年。
那感觉……基本是把书重新翻译了一遍。
碍于面子，书的名字，以及另外两位殚精竭虑的优秀译者的名字，先不提了。这里面，只有我没有正经做过外国文学编辑。最后冲刺阶段，我几乎每晚都要熬到凌晨两、三点才能改完十几页稿子，然后需要用睡眠去忘却那些糟糕的文字，然后准备继续与更糟糕的下一批译稿进行殊死搏斗。把密密麻麻的200多页寄回出版社当晚，我就病了一场，不堪入目的文字就像病毒一样。
那段日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朋友分享如何最大限度地容忍这些质量低下的译者和译稿。一个在外面讲座时候说，自己当编辑的时候一半时间在骂译者，另一半时间忍着不骂。另一个说，碰到这样的译稿就想扔在地上踩。我呢，强忍着恶心改完之后把稿纸像晒鱼干一样铺开在我家阳台上，让它们遭遭日晒雨淋的罪。
但我也很庆幸能有这样一次磨炼的机会，哪怕这本书耽误了我手里另一本毛姆的进度，哪怕上述那本书出版时，我们仨只会合用一个笔名，写着“xxx校”。但至少，让我更有资格再强调一遍译者该有的羞耻心。我说过，即便你的书被用来包油条、糊墙纸、擦屁股，几十、一百年后还是有被人看到的可能性；不想被戳着脊梁骂，就该对署上自己名字的文字负责。
但是没啥用。
絮絮叨叨说了些互不相干的故事，我只是庆幸这里还零星有人关切地问候，想知道你的下一篇推送是什么时候，真好。你在写时，总有人看着。
2017，我会更新得更加勤快一些。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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