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但确是第一件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御史台指控苏轼“指斥乘舆”，即辱骂皇帝，这在当时属于“十恶”，为不赦之罪，可判死刑。但大理寺和审刑院顶住了御史台的政治压力，保障苏轼获得合法的处置。可以说，遭遇“乌台诗案”，当然是苏轼的不幸，但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北宋已具备可称完善的“鞫谳分司”制度（即将审与判二者分离），以及这种制度所培养起来的司法官员的专业精神。大概在北宋时期，真正替犯案人员维护权利，并不依靠包拯那样的清官，而是依靠比较严密的司法制度。
并非暴君的宋神宗为何要问“罪”苏轼？“乌台诗案”不是孤立的，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一是在王安石被罢相后，宋神宗亲自主持政务。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中，皇帝亲自支持政务一般不被提倡，因为这极其危险。当权力在宰相手上时，这权力是可以批评的，批评者的安全由皇帝来保护；而一旦由皇帝亲自掌握大权，这权力便不可批评。宋神宗不算是一个暴君，但从他亲自主政起，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就变得迥异。二是御史台成为宋神宗排除异己的工具。宋仁宗时期御史台是专门跟执政者唱反调、持异议的，而到宋神宗时期御史台却转变了功能，专门替执政者惩罚和排除异议。
《苏轼十讲》，可以专题形式了解苏东坡，又一本不错的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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