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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精心塑造的艺术典型。然而这位“贤相的典范”“智慧的化身”,却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讥评与指责。鲁迅认为《三国演义》写人“亦颇有失”,“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胡适则作了更低的评价：“《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和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足智多谋’是诸葛亮的最大本领,所以诸葛亮成了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诚然,《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完成诸葛亮高大完美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拔高了诸葛亮的智慧,为突出其智慧又运用了一些神秘的甚至荒诞的情节,但这是否即成为其写人之失呢?广大读者对这些情节的津津乐道又说明了什么呢?
1 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共同的情感结晶和智慧结晶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确立了诸葛亮“一代贤相”的地位。据陈志记载,刘备生前,诸葛亮担任刘备的“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负责军需保障工作，并没有参与战事的谋划和指挥。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总揽蜀国军政，率众南征，并多次北伐。南征取得了成功，而北伐虽给曹魏以极大的威慑，却功业未成。陈寿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诸葛亮的才能，指出其“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即诸葛亮有治军理民的政治才干，却缺乏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才能。但陈寿同时指出，诸葛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陈寿的记载为后来关于诸葛亮“智慧”的传说和文学描述提供了史实依据。连弩、木牛流马、八阵图皆成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智者”形象的重要构件。
据西晋王隐《蜀记》和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记载,当时已有关于诸葛亮南征孟获七纵七擒以及运用“空城计”退司马懿20万大军、“死诸葛走生仲达”的逸事和传说。
唐代时诸葛亮已成为文人学士笔下的“智”将。在唐至元的诗、词、曲作品中,诸葛亮的“智慧”和他的道德、功业三位一体地接受着崇拜者的敬仰与赞美,如：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唐·杜甫《咏怀古迹》其五)
退莫追兮进莫攻,来如风雨去无踪。神机妙略谁能测?果是人间一卧龙。(宋·叶士能《赞孔明》)
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元·阿鲁威《折桂令·咏史》)
字里行间流露出文人学士们对诸葛亮“神机妙略”、“英才”“妙策”的倾心向往。虽然“智”的具体情景,无法在其中呈现,但“退莫追兮进莫攻,来如风雨去无踪”却显示出文人学士创造诸葛亮“智”的形象的潜在愿望和无限可能性。
随着道教神仙思想的广泛传播,在被称为“小道末流”的通俗文学作品中,诸葛亮逐渐被神仙化、术士化。出自民间艺人之手的元刊《三国志平话》,把诸葛亮当成了一个道行高深的术士来描述：“诸葛亮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 ”。他曾祭风助火,抚琴降热,死后还能令神人给司马懿送信,以至司马懿感慨地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智”者形象,经历了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它是罗贯中对经典文化和民间通俗文化中诸葛亮“智者”形象的融合和提升。
2 “有志图王者”对功名的渴求和智慧的迷恋
《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罗贯中这位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理想:政治上尚“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崇“智勇”。表现在作品中,蜀汉集团代表仁政王道,曹魏集团代表暴政霸道,刘备是一位仁君,曹操是一位奸雄,关羽是忠义勇武的名将,诸葛亮是忠贞的贤相、智慧的军师。刘备要想伐曹绍汉,伸大义于天下,离不开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勇将,更离不开诸葛亮这位“经纶济世之士”。于是,诸葛亮便成为《三国演义》中三国分争的轴心人物。
《三国演义》不仅融汇着罗贯中的思想,而且寄托着罗贯中最深厚的情感。元末是一个“乱世英雄出四方”的时代,“有志图王者”的罗贯中自然强烈渴望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建功立业。然而,罗贯中并没有诸葛亮那样的君臣际遇,他的功名渴望化为泡影。于是,对功名的渴求和智慧的迷恋便渗透在整部《三国演义》的叙述里,集中在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上。
作为蜀汉丞相和刘备军师的诸葛亮的人格道德,几达完人境界。他隐居以待明主,修身以明志,为蜀汉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然而,罗贯中知道,要在一个动乱时代建功立业,为“帝王师”,就不是仅靠仁义道德能够实现的,他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和军事智慧,于是一系列“智”的、“巧”的、“奇”的情节便环绕在诸葛亮的周围：草庐献对的高瞻远瞩、舌战群儒的雄辩滔滔、智激周瑜的从容裕如、草船借箭的神妙莫测。安居可平五路,弹琴可退仲达；八阵石块,杀气冲天；木牛流马,运转自如；三气周瑜,周瑜怀恨归天；七擒孟获,孟获口服心服。层出不穷的情节展示给读者的是作为刘备“军师”的诸葛亮的形象,他不仅在三国纷争的政治、外交斗争中起重要作用,更在军事较量中须臾不可或缺。有了诸葛亮的谋划和指挥,蜀汉一方便节节胜利,离开了诸葛亮,便步步失败。关羽丢失荆州,败走麦城,刘备在猇亭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皆是在诸葛亮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
3 “智”的文化构成：以兵家文化兼容其他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智”是中国古代多种思想文化因子的复杂交融,它是以兵家行军用兵之计谋为核心,统合兼容其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明察时势的政治、战略眼光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之时,正是其无立锥之地可容身、四处投奔之际。诸葛亮为其分析天下大势,指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权“可为援而不可图”,唯荆州、益州可取,刘备可利用其“帝室之胄”的身份和著于四海的“信义”,“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先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诸葛亮的“草庐对”可谓高瞻远瞩,切实可行,刘备能成蜀汉基业实赖于此明智、清晰的眼光与思路。然而有的学者却认为“展示其雄才大略的‘隆中对策',也不过是人们差不多都能看到的东西”,“这种战略对于政治家和军事家来说,实在只是小儿科”。需要指出的是,诸葛亮的草庐对策,史有明文,其所起的作用也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罗贯中是采正史入小说,因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庐对”所显示的明察时势的政治、战略眼光实在无可置疑。
2.灵活机动的战术和鬼神莫测之计谋
诸葛亮的一生指挥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在和不同对手的较量中,他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战术的运用非常灵活。
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兵家著作《孙子》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知彼知己、出奇制胜正是诸葛亮灵活机动的战术和鬼神莫测的计谋得以实施的基础。可以说,诸葛亮的战术和计谋是罗贯中兵家思想文化因子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葛亮的战术和计谋实施过程中常伴随着神秘的方术行为。这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最受学者诟病的地方。其实,这些情节的产生与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它与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方术文化密不可分。巫文化、术数文化、道教法术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的方术文化,自始至终影响着古代小说的创作。《三国演义》亦不例外,其所受影响就表现在诸葛亮“智者”形象的塑造上。
3.“智、信、仁、勇、严”的治军用兵之道
《孙子》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认为这是将帅必备的五个方面的素养,被后人称之为“五德”。
诸葛亮之所以能平服孟获,不仅是因为其有智及勇,更因为他有“惠抚恻隐”之仁。出征孟获时,马谡对诸葛亮进言:“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诸葛亮引以为知其肺腑之言,后来他七擒孟获,又七纵之,务求心服。第七次与孟获交战,诸葛亮用计火烧三万藤甲兵,为此他垂泪哀泣。第七次擒孟获以后,归还所夺之地,令孟获仍为蛮主,班师阻于泸水之鬼,诸葛亮以49颗面塑人头代替生人祭祀。
诸葛亮还以“严”与“信”治军。初出祁山,马谡拒谏丢失街亭,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自贬三等。他对劝阻的蒋琬说:“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第五次出祁山,在卤城与魏军相持日久,有四万军士该换班休整,而形势危急,杨仪建议将换班军留下退敌,诸葛亮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五德”以兵家的“智”为主,兼容儒家的心性道德与法家“法”的思想。
4.物究其极的工械技巧
诸葛亮拥有丰富的科技知识,长于巧思,善制工械。第102回诸葛亮因粮草搬运不便,授蜀军造木牛流马之法,木牛流马造成以后,转运粮草,极为便捷。第104回写诸葛亮病危时,将制造连弩之法授与姜维,后在阳平关射死魏兵无数,救姜维于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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