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会活得如此艰难？

         周天的晚上，合租的朋友拖着满身心的疲惫回到家后依然余怒难平：“那些人根本就是看碟下菜，我又有什么办法，跟他们完全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朋友就职于一家非营利性协会，虽然整个协会只有会长和她两人，但其特殊性在于因为会长本人在业界多年的威望和名声，名下的会员均是诸如腾讯，华为、联想等国内外巨头企业的高层人士。

         这个周末，她刚刚结束为名下会员组织为期两天的香港名企参观访问活动。今天的矛盾起源点是老板批评她作为协会助理，这一路上竟然只忙着做保姆，半点不懂得趁此难得机会和那些高层会员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她满腹的委屈：那些都是站在顶端的精英人群，一眼就看穿了我这种毕业一年，穿着寒酸的职场小白几斤几两，根本就懒得浪费时间跟我对话，可对着我们会长时完全是另一副殷勤的嘴脸。

        这样的经历相信游走职场的人都经历过，被拜高踩低过，背过黑锅、违心地点过头、被动地沉默着；心郁难平，下班后的吐槽自然是家常便饭，我们曾无数次吐槽现代人太现实了，看一眼你的打扮穿着就能掂量出你几斤几两，连大型商场的售货员在你试穿前也懂得不咸不淡地“提醒”你这件衣服是很多人半个月的工资；也偶尔歆羡过朋友圈里那些“嫁得好”的同学，没有夜晚加班的“Fighting”，而是各种兴趣爱好班加下午茶加旅游照加晒娃；也偶尔会在小学同学婚礼上碰到个辍学十年，如今却早已打拼出一方天地的老同学。但无论怎样我们仍然坚信，咬咬牙，黑暗中的路再长再远，总会一步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但今天一番劝慰下来，她忽然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认真的语气说：“你知道吗？自从做了这份工作后我才渐渐感觉到人和人之间原来真的有难以逾越的高低之分的。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会活得如此艰难？”

        这句话让我想起今年热播剧《欢乐颂》里面关雎尔的一句话：“虽然人人平等，可这社会就是有阶级之分，无视阶级只会碰壁。”进而想起不久前在知乎上看到过的一个探讨“社会流动性”与“阶层固化”的话题，主题是：“感觉相比较父辈，我们这一辈实现阶级跨越、实现阶级上升似乎更难。”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百废待兴，政府鼓励发展创新，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飞速发展。我们的祖父辈中，一部分人抓住机遇创业致富，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草根派”,那些“制造英雄”和“工业英雄”初步奠定了中国经济格局的第一次洗牌；而92年南巡讲话后又有一批“92派”应运而生，他们抓住了自由市场最活跃的机遇,让整个中国用三十年见证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崛起。彼时的社会是处在一个“高流动性”状态， 巨大的市场蛋糕还没有形成分配规则。所有的人都想来分一块，于是出现了一大批“淘金客”南下闯荡，他们中不乏勇气、智慧与机遇并存的人，致富后衣锦还乡或者定居沿海城市。即使是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小村庄，记忆中小时候街坊邻居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是谁家的儿子赶海潮做生意，买了房，娶了城里媳妇，家里的一干亲戚也都帮衬着带出去见了大世面。

        而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由于最初的一批既得利益群体已经诞生，经济格局乃至阶层已初步形成。在经济学中有一项指标“基尼系数”，用于反映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公平程度，其实际数值介于0～1之间，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越不平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1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是自2009年来连续第7年下降，但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

        “富二代”、“官二代”、“拼爹”是整个社会一夜之间学会并纳入百科的新生词汇，城市GDP榜上乐此不疲地刷新着一二三线的评比……人们突然发现我们身处的社会大环境似乎越来越固化，相较于上一代人凭借勇气与智慧改变命运，我们这一代人却总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候被冠上“房奴”、“车奴”、“蚁族”等等社会标签；“蜗居”、“裸婚”让我们低下了高昂的头颅；我们从未放弃过挣扎，但总感觉收效甚微，正如我一个最近刚刚办完按揭的朋友所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卡套卡（信用卡）’的人。

         我们甚少谈“梦想“、“爱情”，取而代之的是“稳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房有车”“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这些并不代表我们堕落或者懦弱，当你知道一对普通中国夫妇购买第一套房子需要花光两人30-40年的积蓄，而在美国是5年，你将没有资格对我们所谓“垮掉的一代”做出任何未经查证后的质疑和批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我皆凡人，没有面包，梦想只不过是传说中的鲍鱼燕翅。

         “社会流动性”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民众切身可感的一项指标，代表付出同样的努力后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影响一个人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因素无外乎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和个人努力三大因素，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家庭背景和个人努力所占的权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要削弱两代人在教育水平、收入及社会地位上的代际相关性，当个人努力得到最大化的认可，即意味着机会的平等以及更加动态平等的阶层流动；当收入差距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弥补，才能推动人才创新进而使整个社会保持活力。

          在任何时代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特别是由寒门进入中产，甚至更高的上层，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反映的都是古代科举制度带来的个人命运的转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便是“高考”。

        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流动性活跃，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当时近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而教育学者杨东平2010年进行的一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而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学者廉思也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在与团队走访大量“蚁族”家庭后，他发现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今天当无数主动或被动选择想要成为“寒门贵子”的农村考生埋头题海战术时，却发现而这仅有的一条上升渠道正随着“素质教育”“自主招生”“保送”“特长生加分”“省优干加分”等政策被不断压缩。 普通工薪家庭的父母终日为生活奔波，无论是在思想境界上、经济投入上都无法支撑孩子的“素质教育”，而当他们中的一部分认识到这种差距并且尝试做出改变时，他们要付出的成本也极其高昂。

        有一次与一名妈妈级同事聊天时，她感叹现在即使放开了二胎政策也不敢要第二个孩子，因为现在现在孩子的教育成本太高了。她也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但还是按照俗既定的线路每天送孩子往返于各大补习班和培训班，因为自己吃过亏，所以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到好工作，一步都不敢行差踏错。

        我们年轻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可以为了一个公务员的铁饭碗在千军万马中殊死搏斗杀出一条血路，却不敢轻易尝试为自己的梦想买单。为什么？因为当每天叫醒我们的不是梦想，而是账单上的一串串数字时，我们就会渐渐变得畏手畏脚，丧失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因为有时候一次失败真的等于万劫不复。我们不敢为自己而活，我们身后的，是日渐老去的正殷切等着我们靠知识改变全家命运的父母。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会活得如此艰难？

       北大才女“刘媛媛”2014年在《超级演说家》里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出生豪门的，我们都要靠自己，所以你要相信，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想告诉你，让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而我和身边大多数因为某种原因至今在异乡打拼的人一样，我们的答案并没有那么慷慨激昂：我们理解并且承认这个社会就是有阶层之分的，并且清醒地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来改变这世界，所以我们只能选择负重前行。我们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为梦想放手一搏，唯一庆幸并且确定的是，因为自己那一点点舍不得丢弃的向上的勇气与理想，我们的生活确乎正在朝着自己努力的方向在一步步变好，这才是支撑我们一路走下去的动力。

     至于烙在心底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