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时，中国大学已完全没有这个气氛了，当然不像现在这么糟，现在完全变成一个官僚机构，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生命的欢愉、探索被极大地压抑了。
这是许知远在《艳遇图书馆: 海德堡》中的叙述。许知远和我是同龄人，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的这种感受，他所说的所谓气氛，是指:“因为在中国，即使是最好的大学里，你也很难看到众人对知识的热烈寻求，看到年轻人朝气蓬勃的成长，对外部世界的渴望。”
我想，许知远大约是思想上特别早熟的人，因而会在他较为幼小的时候，思想触觉就探索到了八十年代飞扬的青春岁月。那是如火的岁月，似乎每个人都对开放的世界充满着好奇，以标榜个性自由为时髦，并以飞蛾扑火的坚定释放着对自由的渴望。那是一个集体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我们七五年代后的人恰恰错过了。
之后作为象牙塔的大学受到世俗集市的冲击，生存虽不是问题，然而是否在物质上生存美好却成了几乎唯一的标准。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有几个人能坚守住内心的孤傲与清高?你看他大楼兴起了，豪车跑起了，美女搂起了，地位高涨了……你该何去何从?当成功是用金钱与权势来度量时，大学如何能够安宁下来，栖息蒙尘的心灵?
当今的大学并非没有孜孜以求学问的学子，若真这么说，就是极端的不公正了。但与许知远倾羡的那个时代相比，确乎有了极大的不同。
做学问是探索，是那种极致的对真与美的追求，不为杂念所干扰，专心致志往学问的方向致力，但求以寸进，只求方向不偏，可得真理。真理乃吾师。宋朱熹在《补大学格致传》中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意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莫道朱子迂腐，这“求致乎其极”的求学问方法，不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吗？若学文学，就得极尽心灵之深处，探寻文学的本意；若学历史，就得不断叩问历史的真相，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去勘察历史留下的隐隐痕迹；若学数学，就得探索数学符号之奥妙，思想之无穷远，穷尽数学无限的极致；若学物理，就得寻找事物运行的规律，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都是物体运动的轨迹，轨迹为何如此，又能得到怎样的规律去放大或缩小。学问的目的不在于功利，而在于对真理的渴望。正如梁启超所说：“做学问就是做学问，为自己人格的扩大崇高，不是为稿费，不是为名誉，更不为旁人的恭维。”
蔡仁厚在《王阳明哲学》一书中这样写道：
陆象山的《白鹿洞书院讲义》，指出当时的士子自开始读书便落于利禄之途，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他的话说得朱子动心出汗，在座的人有感激涕零的。但如果象山在今日的学校礼堂里，对着黑压压一大堆的人说那些话，恐怕大家都会是“无动于衷”的吧！孟子说：“今茅塞子之心矣。”
如今对学问的求索，泰半为了利。或许很多人说，我其实是为了生存。不是如此的，生存其实可以很简单，我们潜意识中其实是在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而非存在的境界。于是我们的求学就有着强烈的功利性，这也是所谓“成功学”的诱人处。每当我听到有人大谈成功之道时，我不由为之一哂，却偏有这么多人爱听，爱学，殊不知成功是不可追求的，当你以成功为目的去追求，已落了下乘，会变得没有底线，会变得不择手段，如此追求的人将守不住自己的心。
如今的象牙塔正经历这飓风的冲击。这种冲击单靠着修筑围墙，增强保安所不能抵御。我并不反对学以致用，象牙塔的研究并非是困守在书斋时的狂想，我只觉得大学的浮躁，会让每个学子变得如浮萍一般的飘，如蜻蜓一般的轻盈，固然有美丽的姿态，却终究是一场泡沫。
求学乃动亦需静，守得住心，才能有自己的坚定。倘若学子的心太过于稚嫩，则教师就得给他们以人生的指导并身体力行，就如剑桥的Don那样。可惜这样的导师，已经鲜见矣。
如今求学的学子倘若还能听到象山先生的演讲，会否出汗?希望不是无动于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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