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记忆：文县九章
任 真
第一章 那一刻，我和我的文县
曾不止一次地写过我的文县，那些篇章里的文县，是山清水秀的文县，是欣欣向荣的文县。而如今我要写的文县，已是满目疮痍的文县，是一个几乎被汶川5·12大地震震碎了的文县。
一位县领导在电话中说，等你回来许多地方都不认识了。的确，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文县，房屋倒塌，山体滑坡，已面目全非了。我的站在房屋废墟前默默啜泣的乡亲，我的蹲在塑料棚下预防余震的乡亲，目光里透出无奈和无助。我的文县，从未有过的让我牵肠挂肚。
当汶川大地震猛然撼动几乎整个中国大地的时候，我正在这片土地的几何中心兰州午休，迷迷糊糊中感觉床在动，以为是自己把床摇动了，可静下来床还在动，这才意识到地震了。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马上就会过去的，因为我知道地震一般只持续十几秒，可等了一会还在摇，心想再等一会就会停的，但依然在摇……这是我经历的最漫长的地震了，等大地终于平静下来，我走到窗前，院子里已站满了人。
同事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已经出来，我们相互安慰和叮嘱了几句，然后从不同方向赶到了办公室。我们不停地发信息，询问震中在哪里？当听到“汶川”两个字时，我一下晕了，我的文县离震中太近了。
我总觉得文县是镶嵌进四川的，其最南端的碧口镇和中庙乡与青川紧紧连在一起。以前兰州到文县没有直达班车时，我每次探家都要坐火车到四川广元，然后再坐班车经碧口到文县，而每一次几乎都要在青川县的白水镇吃中午饭，对那里的一些小地名如姚渡、汉旺都耳熟能详。
碧口镇一带说的全是四川话，吃的都是川菜，习俗也都是四川的，而在文县西北的四川南平县（现已改名九寨沟市），说话却和文县相似，所以很早就有一个顺口溜：“碧口不像文县，南平不像四川。”到现在文县和四川也割舍不了联系，很多人抽的烟是四川的五牛，喝的酒是四川的绵竹，买家电和家具也都去四川，就连看病也去广元或者成都，因为到成都要比到兰州更方便些。
我的文县和四川的联系就是如此的紧密，以致我小时候对四川的了解远远超过甘肃。我还曾一度很纳闷，为什么文县会被划到甘肃，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民俗风情，它应该和四川更接近。
如今这个接近变得如此残酷。
我的文县和九寨沟邻居般相处着，从成都到九寨沟，就要经过文县，而文县离九寨沟仅仅只有两个半小时车程。当九寨沟闻名天下的时候，我就一直期望文县也能沾点这个人间胜景的光，跟着出一点小名，可是它却一直默默无闻。
没想这次被汶川大地震捎带着出名了。
这同样是一个残酷的“出名”，也是一个让人不愿接受的现实，但我们在大自然面前不能不服从。
大震后的人们变得焦虑不安，而我有文县这条线牵着，更加的焦急万分。兰州的震感都如此强烈，我的文县自然会更加严重。我抓起电话一次又一次打，从大哥到小妹，打了一下午，一个都不通。我又把文县所有朋友的电话拨了一遍，无论座机、手机还是不通。我转而打给兰州的老乡，他们同样没有一个和文县取得联系的。后来我才从新闻中得知，那一刻，我的文县不仅通信中断，路也断了，电也停了，水也没了，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孤岛”。
我急切地想知道我的文县哪怕一丁点儿消息，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一直没有提及。我在漫长的黑夜里无法入睡，抱着电话直到天明。
那是一个双重意义的天明，东方露出曙光的同时，我的电话也终于响了，是二妹打来的。她的声音还透着惊恐，说昨晚一夜未睡，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院子里和空旷地带，县城大部分房屋都裂缝了，山上出现了多处滑坡，她是冒着危险回屋给我用座机打电话的，因为手机还没有信号。她说家人都好，让我不要操心，就匆匆挂了。到了下午，大哥的电话也来了，说老家山上的房子背墙塌了，人都没事。我还和80多岁的父母通了电话，得知两位老人都好，才放下心来。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会首先想到亲人，这是人的本能。但这种本能在一种东西的催化下，会迅速扩散开来，变成对整个灾区的牵挂，这就是民族凝聚力。
我打开中央电视台，持续关注直播报道。我看到，整个民族行动起来了，国家启动了应急预案，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我看到，人民解放军快速集结，从全国各地奔赴灾区。
第二章 蜀道难，一路险情不断
我们也接到了赴陇南灾区采访的任务，只是时间推后到了5月28日。
常言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般的理解，蜀道应该在四川，其实进入文县，就是蜀道了。文县古称阴平，诸葛亮六出祁山，就曾经过这里。
我们是搭乘运送慰问物资的军用卡车前往灾区的，大卡车的后座专门为司机跑长途睡觉设计，并非座椅而是一张床，腿没处伸，两个人又不能躺，只好盘腿而坐。
到成县天已黑了，我们在一个两边没有楼房的马路上宿营，战士睡大厢，我们睡驾驶室，旁边是一溜帐篷，住着老百姓。
晚上在一个小饭馆吃饭，又遇到一次余震，我们鱼贯而出，老板却纹丝不动。他说那天大震时，他就在街上，亲眼看到一栋楼房开裂尺余宽的大口子，然后在眨眼间又合上，人连路都走不稳，相比而言，这样的小震他已无所畏惧。
他说得有些夸张，我们将信将疑。旁边的服务员作证说，她也看见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起来了，一位姑娘过来说，她父亲让我们去他那里洗脸，已准备了热水。后来得知我们要吃方便面，又免费提供了开水。还没有到灾区，已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民群众浓浓的热情。
从成县出发，一路小雨淅淅沥沥，绵延不断的山峦水洗般清亮，树青水绿，空气新鲜。一同采访的同事问我多长时间回一次老家，我说两年。他们便纷纷指责我不爱家乡。可走完“蜀道”，他们又都改口了，说两年回来一次已属不易。
其实现在的路已经好多了，基本都铺上了柏油。原来全是土路，上车时干干净净的，下车时已是土人了，头发是白的，衣服也是白的。鼻子里是土，呼吸不顺畅，感觉随时都会窒息；嘴里也是土，一咬牙喳喳地响，吐沫都不敢咽。路上坑洼不平，颠簸厉害，不是头上碰个包，就是腿上磕破一块皮，好容易下得车来，路都不会走了。
但往昔的这些只能说是“苦”，是可以忍受的。而如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余震不断，滑坡不止，滚石随时会飞下来。
赈灾过程中，部队就有三辆车被飞石击中，其中一辆是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林福的。
刘主任说起那次“历险”，显得非常平静。他说那天的车速比较慢，因为前面有个急转弯，可弯还没有转过去，只听嘭的一声，一块石头就砸在了后窗玻璃上。
石头击穿了玻璃，不偏不倚落在后座中间，而那天后面只坐了两个人，要是坐三个人后果不堪设想。
他后来再次经过此地时，还专门停车看了看地形，回顾了当时的惊魂一幕。
我们在采访途中，也曾遭遇一次车祸。我们停下车准备解手，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只听一声巨响，就从座椅上弹了起来，之后又重重摔下。等我们反应过来下车一看，后面是一辆加长大卡车，已将我们的车撞出四五米。
因为路窄，来不及避让，追尾了。幸好之前卡车司机已采取了制动，只把车撞坏了，我们都没有受伤。
这就是蜀道。
交通一直是制约文县发展的“瓶颈”，这一次地震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
在中央电视台最初的报道中，我们很难听到有关文县的声音，甚至认为甘肃灾情不重。南方周末记者这样描述：“由于交通和信息的中断，以及一些尚未明了的原因，这个受灾严重的县一度被外界忽略。”
我很认同这个说法，文县之所以成为“孤岛”，主要问题就出在这个“蜀道”上。
实际上文县死亡近百人，受伤过千人，倒塌房屋11万多间，直接损失数以亿计，已属重大地震灾害。可就是因为信息不畅通，救灾物资不能及时到达，才出现了在相邻的甘肃中庙镇和四川姚渡镇“十里不同天”的景象，隔江相望的四川村民有帐篷、牛奶、矿泉水，而甘肃村民却只能望“江”兴叹。
兰州军区政治部电教室，是最早做出反应的新闻单位，宣传部副部长兼电教室主任李治林随部队第一时间赶赴文县，并及时发出抢险救灾报道。短短几天就有数十条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甘肃灾情报道滞后的现状。尤其中央领导视察文县，央视连线记者进行了实况转播后，文县灾情才进一步走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在随后的日子，余震异常频繁，成千上万次余震接连不断地摇晃着龙门山地带，25日达到高潮，青川爆发6.4级最大余震。还没有等人们缓过劲来，仅仅相隔一小时，又一次余震发生，这一次震中就在文县（北纬33.0，东经105.9），震级4.8级，文县再次受到重创。
当时央视记者正在县城，及时拍下了地震中的画面，反复在新闻中播放，在滚动播出的地震分布示意图上也增加了文县。
这是文县在中央电视台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次，我们通过镜头看到了移位的楼房、开裂的墙体，看到了崩塌的大山，还有被滑坡堵塞的“蜀道”……
我们的车继续前行，在一个叫月亮坝的地方，司机突然停车。他说，这里就是大地震中文县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你们下去看看吧。
眼前的情景让人目瞪口呆，那几乎是半座山垮了下来，碗口粗的树木被连根拔起，被拦腰折断，被成片掩埋；一块块巨石沉重地躺在路边的玉米地里，有几百吨重的，有几十吨重的，有几吨重的。那辆大巴车已面目全非，以一个很难受的姿势斜躺在那里，似乎在向路人诉说着那一刻的不幸。
那真是悲惨的一幕，九条鲜活的生命顷刻被吞没。
只差一秒。
我想起了北川中学救援现场的一张照片，一个红衣短袖的女孩，在地震来临那一刻想拼命跑出教室，左腿已迈出，头和身子的大半部分也已出来，可是她的右腿被埋在废墟里，脊梁被楼板压住。她就以这样一个“跑”的姿势，塑造出一个永恒。她的头垂着，双臂垂着，看不清她的面容，只是同样垂着的长发，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女孩。
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她试图跑出教室，却没有跑赢死神。
是的，这辆大巴车，同样没有跑赢死神。
一辆大巴，一个女孩，他们的命运何其相似。那个女孩就差一步，这辆大巴就差一脚油门，实际上他们都只差一秒。
一秒，阴阳两隔。
时间已过去半个多月，没有被伤害的玉米依然顽强地一天天成长，现在已一人多高了。那些巨石，那辆大巴，就静静地躺在玉米林里。
一位老大娘看我们穿着军装，慢慢走了过来，她说这块地是自己的，不知道政府会不会有补偿。
我说政府会补偿的。
我说这话，多少有些不负责任，因为政府是不是会补偿，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想安慰一下老大娘而已。
眼前的一切都是平静的，但是每一个经过这里的人又都是不平静的，因为眼前的平静正是那天地动山摇的凭据，是山崩地裂的证据，是九条生命的见证。
我们默默上车，一路无话。
第三章 大地震痛，美丽家园满目疮痍
我当兵近30年，每一次回文县都是探家，惟这次是以采访者的身份。这种身份的转换，让我一踏上这片土地，情绪就处于激动中。
同行的朋友问，你怎么这样激动？我一再否认，说又不是新兵回家，哪儿来的激动啊。
实际上，这种激动是潜意识的。自己还没意识到，就已表现出来了。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激动心情，再一次看到了我的文县。
但是，我眼里的文县已经变样了。
我穿行在县城的街上，看到的除了帐篷还是帐篷，有的是发下来的，有的是自己用彩条布和塑料纸搭建的。
县城的楼房倒塌比较少，但大部分都不同程度毁坏了。
文县一中曾是我学生时代向往的地方，可那里已是一片危房。高三学生正在某红军师搭建的帐篷学校上课，我听到琅琅读书声。
文县和青川、北川一样，都是两山夹一河，河边一个城。如今这两山已不忍看了，这里白一片，那里灰一溜，都是地震滑坡时留下的印痕，像眼睛一样俯视着全城。
县人大主任李同文给我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说，就和电视上看到的部队演习差不多，轰隆隆轰隆隆的响声此起彼伏，接着山上就像发射了炮弹，这里响一炮，那里炸一块，立时狼烟四起，灰尘飘浮，不到几分钟，县城上空就像被伞一样遮盖了。
至今回忆起这一幕，他还心有余悸。他说，不管是谁，说到汶川八级大地震，都会用同一个比喻，那就是世界末日。
在这危急时刻，电力抢修成了重中之重。文县电力局局长张星泽在停电的一瞬间，就已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他迅速组织人员抢修两天两夜，在14日下午恢复了县城供电，一个礼拜后，全县恢复供电。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速度，因为数十根电杆折断，全部需要更换。而这些电杆大多都在山上，吊车等机械根本用不上，施工人员只能靠手抬肩扛。
尚德水电站在这次恢复供电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厂长王益中在交通中断的情况下，骑着自行车赶往电站，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发电，保证了在线路抢通后，安全准时地将电送出，点亮了给受灾群众带来希望的一盏盏明灯。
离县城仅仅几公里的元茨头村清水平社，住在半山腰，地震在瞬间让一百多户房屋变成了残垣断壁。村主任杨德明说，当时山崩崖垮，尘土飞扬，村子周围的三面山全部裂了缝，最宽的达一米，至今无人敢靠近。
他是我的战友，在部队曾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班长，退伍后第二年就当上了村主任，现在正为村子整体重建日夜操劳。
地处文县的白水江国家自然保护区，是我一直关注的地方，因为此前有报道说，102只大熊猫生死不明。我通过了解得知，这个报道并不真实。除山体滑坡对大熊猫栖息地有轻微影响，震后自然保护区内的大熊猫全部安然无恙。
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但另一个有关动物的消息却让人不无担忧，目前陇南一带的山村已出现狼群，6月6日，杜家湾村民还打死一只。专家解释说，狼是有灵性的动物，它们从深山来到村寨，是地震引起的野生动物反常现象。
我的文县有着上百种珍稀野生动物，现在它们也无家可归了。
我从县城来到碧口，看到的是更加惨不忍睹的景象，山体撕裂，房屋倒塌，公路扭曲，几乎让整个镇变了模样。一个小伙子未来得及跑出，被一堵倒塌的墙掩埋。一所小学教学楼垮塌，两名学生当场遇难。
大唐碧口水电厂，坝高101.8米，曾是亚洲最高的土石混合坝，这次也受到损害，发生位移和下沉。好在经过专家鉴定，不会对下游造成威胁。
碧口和县城一样也是一条长长的街道，如今街道两旁的房屋已全部搬空了，人都住在了白水江边的河堤上，一个帐篷连一个帐篷，长长的望不到尽头。
我找到了当年探家经过这里时，曾去过的一个小饭馆，这个饭馆的屋顶已完全坍塌，一面墙趔趄着，另一面墙出现一个大口子。地上孤零零地立着一个残破的饭桌，一条黑狗寻寻觅觅在那里转悠。
我们边走边拍照，镜头里突然出现了碧口镇财政所的牌子，才突然想起一个战友的弟弟在这里工作。我走进去一看，他正好在，只是刚刚救灾回来，比我们还风尘仆仆。
他叫毛宝平，是财政所长。他说碧口镇占文县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一次碧口受灾，对文县经济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他说这话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
那天地震时，他正在四楼家里睡觉，一看地震了，拔腿就往八楼跑，想看看地震后全镇的情况。不料头刚从八楼伸出去，遮天蔽日的灰尘就扑面而来。他想完了完了，转身就往楼下跑，等冲到马路上，马路已不是马路了，到处残砖烂瓦，一片惨败景象。跑出来的人，有的蹲着，有的站着，哭爹喊娘的，乱成了一锅粥。
时间已过去半个月，每当他想起那一幕，依然历历在目。
他用碧口龙井茶招待我们，清新的茶香沁人心脾，却怎么也掩盖不住他叙述中的尘土嚣张。
我的文县，确实让我不认识了；我的家乡，一次又一次让我泪眼迷蒙。
第四章 铁流滚滚，某红军师挺进“孤城”
我们在文县一下车，就见到了某红军师政委。他脸黑了，声音哑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只是我与他握手时传递过来的力量没有变，那力量似乎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数千精兵的。
地震发生后，某红军师迅速启动了应急机制，当晚20点40分，副参谋长蒲军礼就带着一个由侦查、工兵、爆破、通信、军医和摄像等专业人员组成的7人小分队出发了。他们分乘一辆通信车和一辆勇士越野车，向陇南方向急驰。
他们的任务是道路勘察，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为大部队行动提供资料和依据。
从天水到成县，再到陇南，这段路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坏，只有一处塌方，他们紧急疏通后，于13日凌晨2点50分到达陇南。
他们来不及休息，马不停蹄到陇南军分区和陇南市政府了解情况。最后得知灾情最重的是文县，而文县最重的是碧口镇和中庙乡、范坝乡。
那里已与外界隔绝，至今无法取得联系。
陇南市委书记王义，也急着往文县赶，正带着工程技术人员在开辟道路。
可是塌方太多了，施工谈何容易。到晚上10点钟，他们才赶到临江。而这个“赶”准确说是“移动”，短短60多公里用了将近20个小时。
从临江得到的信息更加令人不容乐观，前方的道路仍然堵塞，而且还要翻越一座高楼山。
蒲副参谋长把小分队分成两组，一组返回陇南为大部队做引导，另一组和地方施工人员一起疏通道路。
与此同时，政委于14日上午10点40分，带着600名精锐部队从天水出发。90多台车组成的车队，像一条长长的巨龙，浩浩荡荡驶出营门，向文县挺进。
“早到一分钟，就有可能多救一个灾区群众。”张政委心急如焚，带着车队尽可能地高速前进。
他们每台车配备了两个司机，途中轮换驾驶，以减少疲劳。吃的更不用说，带的全是干粮，方便面没有开水，就干嚼着吃。
一路向南，灾情越走越重，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山体滑坡的面积越来越大。
每一个官兵都看到了，看到了流离失所的灾民，看到了被砸的各种汽车，甚至，看到了摆在公路边的遇难者。
他们越往前走，心情越加沉重，沉重的心情让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
交通部门已基本打通道路，但沿途大大小小塌方就有600余处，许多路段只有小车能过，要通过这么大一个车队，必须再次拓宽和加固。
工兵营的挖掘机、装载机等走在最前面，担当开路先锋。他们遇到土方掘进，遇到巨石推开，为车队通行扫清障碍。
在一个大面积滑坡体前，张政委让车队停了下来，派出一名干部先行观察。就在这时，一次余震突发，大大小小的石头滚滚而下。
道路又一次被阻，张政委带着战士奋力抢修，铁流继续向前。
经过34小时的昼夜兼程，次日20点05分，他们到达碧口……
我和张政委说起文县的路，他很感慨地用了八个字：“山大沟深，坡陡弯急。”
站在一旁的政治部副主任李剑说，张政委已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跑了无数次，还通过亲身体验总结出了一个十六字行车方针：“派出观察，拉大车距，干部指挥，加速通过。”
李剑一直坚持在抗震一线，我们的吃住行基本上都是他安排的。他对文县的路也非常了解。
他告诉我们，张政委带部队到达碧口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开碧口镇至范坝乡的生命通道。
又是路！
范坝乡大部分是茶农，平时不种粮食，米面蔬菜等生活用品主要从碧口运进。如果交通不能及时打通，对其救援就将大大受阻。
可要打通这条路太难了，全长27公里的公路上，山体滑坡多达53处，几乎是遍体鳞伤。有的路段巨石挡道，有的被塌方掩埋，还有的深陷地下，有的扭曲成麻花……这哪里是抢修，简直就是重筑一条路。
他们派出专业人员，徒步爬山，之后坐船，把整个路段考察了一遍，迅速制定出抢修方案，随后调进大型设备，连夜进行施工。
有一块石头比推土机还大，已经滚到路边了，如果往下推，容易得多。可前方50米处就是个大坑，把这块石头填进去，会大大缩短工期。他们群策群力，机械和人力同时上，硬是把那块石头推进了坑里。
这里是山区地带，白天和晚上温差比较大，中午最热的时候，挖掘机驾驶室里的温度高达30多度，驾驶员脱下衣服一拧就能拧出水来。他们拧干衣服，顾不上休息，继续握紧操纵杆。
他们奋战一天一夜，道路终于抢通了。留在路边的，是一双双带血的手套。
中庙乡的每个村寨几乎都被夷平了，抢挖农民的粮食和生活用品成了当务之急。他们曾创下了一天挖出5000斤粮食的记录，解决了村民吃饭问题。有时候他们为了刨出几只碗、一口缸，要挖半小时。
一次战士潘慧宾帮村民扛木头，由于小雨不断，地面泥泞，一脚踩空滑倒，胳膊和腿都擦破了，但他爬起来继续扛。
士官冯长利在给一家人挖被褥时，突然发生了余震。他从屋里跳出来，一回头发现有个小女孩正在危墙下玩耍。他扑过去把小女孩救了出来，自己的双腿却被倒塌的土墙砸伤。
藏族战士罗格头，老家在阿坝州，家里房屋倒塌，与家人失去联系。但他把对亲人的担忧埋在心底，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他说，我老家在灾区，救灾就是救自己。
全团有20多名官兵家在灾区，现在还有三名未能与亲人取得联系。
第五章 迷彩天使，被称为女解放军叔叔的救护队员
我们一到陇南，就看到了有红十字标识的帐篷，那就是某红军师医院女子救护队住的地方。
20多年前，我曾在老山前线采访过她们，那时叫火线女子救护队，人员组成有干部有战士。如今这个救护队一直延续着，现在的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士官。
无论是炮火硝烟的战场，还是抗震救灾前线，她们都是救死扶伤的天使，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她们是随着600名官兵第一时间出发的，到了半路，道路阻塞，部队行进非常艰难，于是她们被命令返回。
可能是怕我们路上“麻烦”吧。李婷回忆说，当时每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当了这么多年兵，终于有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心里特激动，可就在这时要让返回，在感情上无论怎样也接受不了。
在返回途中，她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心里都在琢磨同一件事，怎么好意思进医院大门，总感觉脸上灰溜溜的。
不过这种失落感仅仅持续了一天，她们就又接到命令，再次开赴抗灾前线。
人在饥饿的时候，有人给一个苹果，心情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可是这个苹果还未来得及吃，又被拿走了，正沮丧至极，苹果再次回来了。这时，你就不是高兴，而是激动了。
因为这是失而复得，因此你会倍加珍爱。
此时，女子救护队的队员就是这样的感觉。
她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地方医院协助护理伤员。一路急行军而来，途中为了避免上厕所，她们没有喝一口水，嘴唇都干裂了。但她们顾不了自己，一下车就直奔医院。
病人都躺在帐篷里，有的失去了胳膊，有的头上打着绷带。有个受伤的孩子，远远地看着她们，眼里充溢着泪水。她们换上白大褂，立即投入工作。
一位老太太专门把张英松叫去给老伴换药，还特意介绍说，人家是从兰州军区来的。张英松边给老人换药边聊天，老人感到非常温暖。他说，兰州来的就是不一样，解放军就是不一样。
有个12岁的男孩，是在学校的废墟中被救出来的，左腿膝盖以下截肢。他整天沉默寡言，一句话不说，眼里总有淌不完的泪。救护队的女兵轮流去给他进行心理疏导，但总是问一句答一句，不多吐一个字。
赵佳两次走到门口，都没敢进去。因为她的眼泪比男孩更多。
她第三次走近男孩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她抓着男孩的手，一句话也没说，就陪着男孩流泪。流着流着，男孩突然抬起手，给她擦眼泪。
他说，姐姐不哭。
这是他受伤以后主动说的第一句话。
从此他把赵佳当成了姐姐，脸上也慢慢有了笑容。
在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她们的任务重心转移到了乡村，主要是巡诊送药。
她们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一看，前面的山更高；她们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有时为一户人家要走半个多小时。
她们的体能都很好，三公里越野个个达标。但在这样的山上走一天，还是吃不消。村民看她们非常辛苦，热情地给她们做饭，可她们水都不忍心喝一口。因为这里挑水很远，怕给群众添麻烦。
有一次她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妇女，她已怀孕六个月了，还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吃力地在山路上走。
她们想帮她背东西，可她不让，说你们年轻娃娃，没走惯山路，背不动的。
李俊艳硬是把东西抢了过来，自己背上。可路太远，而且难走，全是羊肠小道，每一步都要倍加小心。她们几个只好换着背，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妇女家。
那位妇女很感动，一到家就拿出凳子放在帐篷前的树荫下，让她们歇一会。
她们在交谈中才得知，这位妇女生活很苦。去年他们向亲戚借了三万多元钱，盖了一座房子。为了还款，夫妻双双去新疆打工，可是钱还没挣到，房子却塌了。
现在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那三万元钱还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挣回来。
那位妇女的母亲已经病两天了，一口饭都没吃。她们做了初步诊断，然后留了一些药，这才离开。
她们去的第二户人家比较特别，没有搭帐篷，就在地上铺了些草，直接睡在草上。
男主人40多岁，不太说话，看上去很老实。他家养的家畜特别多，有鸡，有狗，有猪，有牛。这些动物离他们睡觉的地方也就两三米远，狗一叫，鸡就叫，再猪叫，院子里此起彼伏的全是动物的声音。
杜晓从小喜欢动物，更喜欢田园生活。她安慰主人说，有政府的关怀，这里以后会发展得很好。
男主人笑笑说，你说得没错，可我们不能什么都靠政府啊。我还有两个弟弟都30多岁了，至今没有娶媳妇呢。地震一摇，家徒四壁，以后就更难找了。
雷亚楠指着杜晓开玩笑说，把她留下来给你弟弟做媳妇吧。
男主人高兴地说，好啊好啊。之后就笑得合不拢嘴了。
这家有个小男孩，在地震中腿受了伤，因为没有伤筋动骨，就一直没去医院看，现在已经化脓了。
杜晓和雷亚楠给他清洗了伤口，然后上了药。小男孩很高兴，脱口说，谢谢解放军叔叔！
他父亲在旁边纠正说，不对，是女解放军叔叔。
小男孩又说，谢谢女解放军叔叔！
之后在她们巡诊的过程中，就经常被小朋友称为女解放军叔叔了。
她们说到这里，甜甜地笑了。
第六章 重访五班，帐篷学校谱新篇
五班很普通，与一二三四班没有什么不同，与六七八九班也没有什么异样。他们同样睡高低床，吃一锅饭，被子讲究叠成方块，帽子讲究挂成一条线，甚至牙刷朝着一个方向。五班也很不一般，所处的A团在战争年代曾被授予“金刚钻”荣誉称号，所处的九连一直被称作“金刚钻”的钻头，五班本身曾被授予“益林战功班”称号，称为“金刚钻”钻头的锋尖。现任团长汪海江等就出自五班。
作为全军建制中最小的单位，五班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在全军大比武中拿过总参总政颁发的一等奖，在自卫还击战中立下过赫赫战功。他们曾荣立集体一等功1次，二等功5次。个人中有1人荣立一等功，5人荣立二等功。被誉为“培养骨干的摇篮”，A团的“小教导队”，曾三次受到军委首长的亲切接见。自1990年以来，五班十任班长，全部破格提干。
——摘自旧作《兵头将尾》
1999年5月，我曾采访过五班，并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将近一个礼拜。时隔九年后，我又在碧口镇窦家坝村见到了他们。不同的是，第一次是应《解放军文艺》之约专门去的，这一次是不期而遇。还不同的是，这个赫赫有名的五班现在成了临时炊事班，当年文中的主人公之一汪海江团长已是某红军师师长。
汪师长对五班非常关心，他告诉我，现在五班在帐篷学校执行任务，工作很辛苦也非常繁忙，中午才能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于是我和采访组的李广文一吃过午饭就赶了过去。
在整个灾区的采访过程中，和五班的交流是最富诗意的。帐篷里太热，我们来到了小河边，环境让人放松；我曾与五班有缘，他们也偶尔读过《兵头将尾》，所以彼此感觉亲切。
他们在这里有两大任务：一是负责文县二中帐篷学校高三年级160多名师生的伙食；二是班里的五个大学生为学生进行高考前的辅导。
帐篷学校是由部队搭建的，配有电视、电脑、冰柜和风扇。司令部参谋丁毅担任名誉校长。五班班长去集训了，副班长刘世虎负责班里工作。
他们每餐都要给学生做两菜一汤，两样主食。切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一顿饭四个人要切半天。洋芋和萝卜切块还好些，要是切丝，每人都要出几身汗。切洋葱那就更麻烦了，切一回全班流一回眼泪，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出来透透风，然后再进来切。一个菜要分两锅炒，两个菜就要炒四锅，炒菜的人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
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晚上12点才能忙完。自帐篷学校开办以来，没有误过一次饭。
郝留玉是个非常开朗的人，吹拉弹唱样样都会，是团里的文艺骨干。他告诉我，来帐篷学校之前，团长叶大斌曾给他们讲过一次话，说为什么让你们五班去，因为信任你们。这句话是鞭策也是鼓励，他们必须把每一项工作做好，对得起团长的“信任”。
辅导功课主要是在晚自习时间，一个半小时，由大学生战士轮流上课。胡存刚是其中的代表，他是重庆大学的大一学生，之前支过教，还在企业干过，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他在给学生辅导功课的同时，还经常给他们讲一些人生经验，传授一些高考心得，学生都非常喜欢他。
那天采访完五班，我还和部分同学进行了座谈，我让他们把感受用简短的话写了下来。我相信，他们朴实的语言比我的描述更精彩。
第一个交上来的是个男同学，没有署名。他写道：从前总认为解放军离我们很遥远，远得只能在电视里看到，只知道人人都夸解放军好，可没有多深的理解，直到走进帐篷学校……他们事事都想得很周到，从一些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来，如为我们用小石子铺路，别有一番田园情趣；为我们用砖块砌起台阶，走路方便多了。还有用绳子拉的晾衣处，洗漱用的水龙头，帐篷厕所等等，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东西，在这个非常时期，让我们感觉十分温暖。
王兴家和李芳芳则表达了他们心中的内疚之情。王兴家说：地震让我们失去了家园，是他们重新给了我们家的感觉。他们起早贪黑地忙碌着，为的是让我们吃饱肚子。每当从炊事班飘来饭菜的香味，就让我想起在家中的爸爸妈妈。谁是最可爱的人？那就是炊事班的解放军。我希望他们不要对我们太好，对我们越好，我们越感到歉疚……李芳芳则写道：说实在的，在这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亏心。我一直在外面上学，处处都靠自己，想吃一顿不付代价的饭，在我看来那是白日做梦。可我现在真的是白吃白住，心里很不舒服。
有个署名cat的同学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下起了小雨，路很滑，是解放军叔叔冒着大雨一盆盆端来小石子为我们铺路。看着窗外被雨水淋湿的战士，我的心里涌出无限的感动。
高萧丽写出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她说：解放军叔叔，我想对你们说，当你们淋着雨给我们准备早餐的时候，我真的想为你们撑把伞；当你们头顶烈日为我们准备午餐时，我真的想为你们擦把汗。可是，我不敢。我和桂秀有一个计划，那就是每天中午为你们帮一点忙，哪怕一点点，这个我能做到。
任玉莉是个细心的姑娘，发现了一件别人不太留意的事情：每当看到他们吃剩菜或者方便面，我知道饭又少了。可我碗里却是满满的。先人后己这个词，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相比而言，何易艳更富心计：我们在这里坐着，他们却在那里忙着。他们是解放军，肩负着责任，可他们的年龄和我们一般大。我偷偷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是搭帐篷时的背影。我没有敢走近，怕给他们添乱。有背影就足够了，我能通过背影看到他们金子般的心。这些照片，我会终生珍藏。
有个叫爱军的同学用散文的形式描写五班的战士：一身绿的他们，是高山里流出的清水，纯到可以投射出自己身上的种种不是，静静地伫立在迷彩身后，能由衷地触摸到他们的笑颜。那笑颜是一道最美的心景，将刻画在我漫漫的人生旅途。一勺油，七分火，一盆盆饭菜无论对不对你胃口，却委实都是上了心的。我有时想，他们是不是看着河水里数也数不清的石子，偶尔想一些心事，想起老家的一棵槐树，或者一条绣了他们情思的红手绢。但此刻，他们的心事悠长悠长的，像一股风吹起的涟漪，里面全装着我们。
最后我看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出自一个叫蒲鹏的同学之手，是对五班的真实写照。
灾难无情毁家园
部队忙把新校建
最苦最累炊事班
白天伙夫夜教员
第七章 废墟上，三个手捧书本的女孩
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北川女生罗玉婷在网上写了一封信，她说，对我而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大学就在眼前，我却不知道抵达它的路在哪里。
这封信被称为“一封让人流泪的女生来信”，感动了无数网民。
在地震灾区，像罗玉婷这样的孩子何其多！
我们来到联丰村，某红军师已为中庙中学搭起了帐篷学校。这个村房屋基本全部倒塌，帐篷东边不远处就是一片废墟。
我趁同事去采访该村的遇难者家属，一个人走进了村子。在一顶帐篷前，我发现有个小女孩正在写作业。她坐在一块石头上，作业本铺在凳子上。她的周围，是正在生长着的庄稼。
我指着帐篷旁边的废墟问，这是你家的房子吗？
小女孩点点头。
她家的帐篷离倒塌的房屋只有几米远，锅就架在帐篷外面的田地里。
我问，你家人都安全吗？
她说，人都跑出来了，没得事。
我问，你爸爸妈妈呢？
她说，都去地里干活了。
那个帐篷不大，放一张床，余下的空间就很小了，平时她就在外面写作业。
她今年上初一，学习不错，现在正期盼着早一天开学。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了两遍我都没听清，她便捡起一截树枝，写在地上。
我看到了三个很工整的字：董早霞。
这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我走的时候还送了我老远……
我在联丰村转了一圈，沿着一条小溪绕到中庙乡帐篷学校，发现有两个女生坐在草地上看书。
别人都在上课，她们怎么坐在外面呢？
我走过去询问才得知，她们都是初三毕业班学生，是来求学的。可是帐篷学校满员了，不收了。
帐篷的容量是有限的，加上她们其中一个本来就不是中庙中学的学生，而在广元宝轮镇上学，所以这里完全有理由不收。
她们一个叫强肖肖，一个叫强伟伟，名字实在长得太像了。可两个人并不像，一胖一瘦，差距甚大。我疑惑地问，你们是姐妹？
她们互相看看，摇了摇头，然后告诉我，她们都来自中庙乡强坝村，全村人基本上都姓强，名字又多取叠字，所以比较相似。
我把她们的情况记下来，承诺给她们想办法。帐篷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我们部队的，我相信他会给我一点面子。
可校长郭剑文说，他已经知道了，但确实没办法，尤其宿舍，一点余地都没有了，要是男生还可以和他挤，女生就无计可施了。
郭校长是金刚钻团机枪营三连副连长，军事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一副书生模样，很是让人信赖。
他说的是实情，可我却不忍心把结果告诉两个女孩。
我磨蹭了一会，用商量的口气说，如果宿舍不行，那教室上课能不能挤一挤呢？
他想了想说，这个我可以想办法。
我高兴地走到两个女孩面前，问她们，强坝村离这里多远？
她们说，走路要一个多小时。
我问，有自行车吗？
她们说，没有。
我说，宿舍实在是没有办法，你们走读行不行？
强肖肖听到我的话，脸上露出了笑容，她问，几点放学？
我跑去问郭校长，他说六点半放学，不过她们走读的话，五点就可以离校。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们，她俩算了算时间，觉得可行。强伟伟又问，早上几点上课？
我一拍脑门，怎么就只问了放学时间，没问几点上课呢。
我第三次跑去问郭校长，他一下乐了，说你真执著，要是你来当学生，我一定收。
和我一同采访的王根利笑着说，你这是给部队添乱，明明已经满了，还非要再让收两个。
我说，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啊。
他说，不过这是你的老家，见谁都是亲人，理解理解。
这件事就在我们的笑声中办成了。临走时我和她们去告别，她们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谢谢。
但是她们的目光告诉我，心里装的全是谢谢，只是没有说出来。
第八章 军队与老百姓，血脉相连的亲人
那天碧口镇教育系统来慰问部队，杨林昌代表我们采访组，演唱了一首“军队与老百姓”。
他的男中音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他唱出了大家的心声。
自解放后，陇南从没有驻过军，我的父老乡亲很多都是第一次见解放军。他们看到军车和迷彩，老泪纵横。
一些小学生一看到军车，就站在路边，举手敬“军礼”；一些地方车，主动给军车让道。
文县妇联在部队到达当天，就把饭做好送去，战士不吃，她们就不走。
一家私人旅社打出横幅，军人免费吃住，免费洗澡。
一位姑娘来到部队，请求发一身迷彩服，和战士一起投入战斗。她还腼腆地说，想近距离感触亲人解放军。
一时给部队送肉送菜送饭的老百姓，络绎不绝；来看望和慰问部队的单位和社会团体，也络绎不绝。甚至官兵不敢到饭馆吃饭，不敢买东西，因为十有八九都不要钱。
以致后来部队不得不在当地媒体发布通告，请求老百姓不要来慰问。
可是老百姓依然还来。
有个村子，老百姓把各家的猪肉和鸡蛋集中起来要送给解放军。解放军不收，他们哭作一团。村支书说，活了大半辈子，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他动情地求情，你们就把我们当亲戚，收一点亲戚送的东西吧。
部队请示上级，收了一部分，并用现金返还。可老百姓哪里肯接受，他们只好挨家挨户去做工作。
有个老大爷送来一只鸡，那是正下蛋的母鸡，到部队还下了两个蛋。母鸡是农民的银行，他们给部队送“银行”也舍得。
一位老大娘烧了一篮子土豆想送给解放军，可是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部队，就坐在马路上等，等了一上午，直到军车开过来。
有一户人家，男的叫乔明生，女的叫李银忠。他们住在城郊，有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一楼当门面房出租，二三楼居住，四楼养了六头猪。
他们决定把三头大猪送给部队，可楼梯很窄，只能容一人通过，而且还弯来拐去的，上下都不是很畅通。小猪买来时就抱上去了，现在却抱不下来。
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但都不行，最后只好用绳子往下吊。几个小伙子用了整整一上午，才费劲地把猪从楼上吊下来。
他们把猪又拉到十几公里外的屠宰场，把肉处理好，才和三个女儿一起送到部队。
不说肉的价钱，单凭这个过程，就让部队官兵无不动容。
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
部队在从废墟中挖粮的过程中，也常遇到这样的事，有些老百姓执意不让挖，甚至不让靠近废墟。
一位妇女说，他们都是孩子，和我儿子一样大，现在房子晃悠晃悠的，随时有可能塌。我们自己都不敢挖，更不能让子弟兵去冒这个险。现在社会好了，没有粮可以买，饿不死。
同样是在帮助村民挖粮的过程中，教导员张仲林结识了一个叫张淑娟的女孩。
淑娟今年读初一，在家排行老二。她父母一连生了三个女孩，还想要一个儿子，结果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孩子多了养不过，淑娟从小就由爷爷奶奶养，父母则带着其余孩子长年在外面打工，很少回来。
她是个懂事的孩子，看到解放军叔叔一天干活很辛苦，而且只吃方便面，心里过意不去，就缠着奶奶蒸了一笼馒头。
解放军不肯吃，她就在那里哭。最后大家只好一人吃了一个。
张教导员就是在这时注意到这个小女孩的，她很善良，身世也很可怜，就心生同情，给了她100元钱，然后留了电话，告诉她有困难可以找他。
过了几天，淑娟来电话了，却不是要求解决困难的。她说，叔叔，今天下雨了，路滑，你出去执行任务，一定要注意安全。
张教导员说，那一刻，他真的被感动了。
晚上他给爱人打电话，商定继续资助这个小女孩。
他拿出淑娟的照片给我们看，那是一个清清秀秀的乖巧女孩。
小女孩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尊敬的张叔叔：
在这次大地震中，我们村受到了巨大损失，当时村民苦不堪言，整天以泪洗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上级派你们来了，给我们救灾，你们多么辛苦啊，千言万语一句话，我谢谢你们！
张叔叔，我们萍水相逢，初次见面，没想到就这么有缘。前几天，你和我的家人说话，给了我100元钱，第二天又扛了一袋面粉，给了200元。我想，我的亲爸亲妈也不过如此。你给我说了那么多话，给我讲人生道理，我都记在心上。你是那么理解我的内心世界，每一句话都让我感受到至高无上的“亲情”二字。我在想，我的父母不能给予的东西，你为什么能呢？
你前几天不是说要把我认成干女儿吗？如果你不嫌弃我是个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可以认我，我愿意。希望这件事就是我给你熬的解除疲劳的甜粥吧。
而今天，你要走了，我是多么地想你啊。不过还可以给你打电话，我很安慰了……
这封信写了满满两页，时间是5月26日。
第九章 深情回眸，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采访结束，我们准备从碧口返回县城，却没有车，正发愁呢，汪师长回来了。我们戏称是瞌睡遇上了枕头，刚好坐他的车。
我们凌晨五点钟就出发了，但从文县送我们到陇南的车安排在午饭后，这样我就有一上午的机动时间。
我想回家看看。
我出生的任家山村，在县城和碧口之间，也是一个重灾区。
我在金口坝下车，然后打电话给妹夫，让他接上父亲和大哥，我们一起上山。我说上山，是因为我家住在山上，离文碧公路还有一段距离，原来不通车的时候，全靠步行。去年春节路才修通，可地震之后又被滑坡堵塞，我回来前才抢修通。
父母已经80多岁了，他们住在县城大哥家，地震之后也没有回去过，老家就小弟守着。我到县城的当天，和父母匆匆见了一面，母亲一句话没说，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父亲站在一旁说，你们领导来看我了，把人家麻烦的。他说的是李治林副部长和人民军队报社郭吉安社长，他们在文县采访期间，看望了两位老人，让我心中无限感激。他们也是我父亲这一生近距离见到的最大的官，所以一直念念不忘。
侄儿闻讯也开着车来了，我们便带着两辆越野车去老家。路的确是通了，险要处却不少，在一段盘山路上要倒三次车才能转过弯，坐在车上心里一阵一阵发紧，八公里路走了半个小时。
小村四面环山，常年郁郁葱葱的，要是放在大城市不管什么地方，都会是美丽的风景区。可地震让它变了样，这里垮一块，那里溜一片，千疮百孔的不成样子。
岭背后社的房屋倒塌比较多，加上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一个大面积滑坡体，地基松软，已多处裂缝，原址再无法重建，需要搬迁。湾里村房子整体垮塌的不多，但倒一面墙，塌一个洞的处处皆是，一眼看去，满目危房。
这就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曾经的一草一木都那样亲切，如今的一砖一瓦却让人伤感。
由于受灾面积太大，救灾物资分到村已显得捉襟见肘了。村里七八十户人家，上面发的帐篷却不到十顶，多数都是用彩条布搭建的，小弟一家就住在自建的五彩斑斓的帐篷里。
我来到自己出生的被称为“新房子”的老屋，发现情况比小弟在电话中告诉我的要严重得多，院坝塌了一个大口子，房屋地基已岌岌可危。背墙从楼上塌下来，土还堆在屋角的梯子旁，阳光从屋顶照进来，已根本不能住人了。
我拍了些照片，就挨家挨户去村里看望父老乡亲，等转了一圈回来，弟媳已把饭做好，可父亲执意不吃。他在为房子的事伤心，住了一辈子了，总是有些感情。如今变得如此惨败，他不落忍。另外他还有自己的盘算，总想回来住，可母亲喜欢住在城里，为这事他们还经常争执。现在好，一了百了，想回来住都没有地方了。
我和大哥劝他想开些，并答应把房子修补好。可他不理我们，坐在小弟的院子里，远远地望着房子抽闷烟。
刚吃过饭，村支书任登宪从地里赶了回来。他是我的长辈，地震发生后，他就一直带着村民自救，脸上和身体都显得非常疲惫。
我们聊了一会，他突然问，这次回来能不能给村里解决点啥问题？
我一时愣在那里，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问他，现在都有哪些困难？他说，县上通知让移民，移到两当县，可多数人不愿走。你也看到了，现在房子都成了危房，住都不敢住，可全村才发了几顶帐篷，你看能不能从部队拨点帐篷来。
我说部队不能直接拨，要通过县民政局，我到县上找人说说，争取争取。
我只能这样说，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
我们返回县城，已是中午时分。大哥的房子在县城西面的山坡上，可以俯瞰全城。我又看了看我的文县，这个我亲人般的县城，自我当兵走后，近30年没有太大变化，地震却只用80秒让它换了容颜。
我第一次感觉到它的陌生。
我曾在上世纪90年代写过一篇散文，标题就是《我的文县》，其中一段记述了在县城听鸡叫的事：“早晨还在睡梦中，就被鸡叫惊醒了。我不知道县城究竟有多少只鸡，只觉得满城都是，此起彼伏，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高，形成一股声音的洪流，雷鸣般在县城上空翻滚。我的文县的每一天就是被这震天的鸡叫声唤醒，然后期待美好的明天。”
这一次，我也在县城住了一晚，可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并没有听到那种“声音的洪流”。鸡是叫了，却是零零星星的，和县城的外貌一样萧条。
难道地震也能让鸡鸣发生变化？
我不知道。
我一转身，登上了车，我的文县留在了身后。
作者简介:
任 真，甘肃文县人。1980年入伍，曾任《西北军事文学》杂志主编、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边关》《任真获奖报告文学选》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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