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诗无达诂。
没有哪一种诠释就理所应该变为真理。
也没有人限定，源自国别的界限、年代的久远，就无法形成跨越长空的对话与互文。
自然，对于《古诗十九首》，历来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其作者与创作年代都屡有争议。
钟嵘在《诗品》中说“人代冥灭”，意思就是说其作者与代际并无定论。
徐陵在《玉台新咏》中，甚至把《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归为“枚乘杂诗”。
在李善这里，他对徐说展开了质疑。李善注《文选》时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对枚乘之说疑虑多多。针对《古诗十九首》，钟嵘曾言“古诗眇邈，人世难详”。
年代过去许久了，各路说法愈渐模糊。
一种广为被后世接纳的推断是《古诗十九首》为建安前、东汉末的文人作品。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蹰，百端交集。”百端交集的，又何止是他一人而已。
这是特殊的时代。经历了西汉时期的涤荡，东汉五言的急遽进展，这个时期的文人所著五言已日臻成熟完善。
诗家之幸，未必是时人之幸。《古诗十九首》里，从不缺羁旅的惆怅和思妇的哀婉。“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都是求不得、爱别离的人世悲欢；“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都是人生无常的无奈喟叹。
在这一群“有争议”的文人默默写下传送度颇高的诗作时，许多厚禄文人在著着色彩截然不同的赋，如宋玉、贾谊、蔡邕等。
有朋友开玩笑说，倘使今天的受教育人群穿越回汉，怕是一篇赋也难写出，羞愧难当了。
汉赋，要有大量的华美词汇积累，要精心去雕琢和打磨，洋洋洒洒一篇许多句子，怕是捧着字典查也得好半天才读出。
不同的是，《古诗十九首》干净，直接，去掉浮华和修饰，抵达人心。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是有生命力的，是动人的，是流动的。
在中国，民间的故事、口头的艺术代代不绝。或许，正因为这口耳相传的学问有着不可替代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吧。这样的生命力，出现在《诗经》的《国风》里，出现在乐府歌谣中，也出现在《古诗十九首》里。
民间最动人的地方在于情感自然的流露和生命迸发的力量，这不是遣词造句，也无关雕虫之技。
语言一旦僵化、一旦变为了为某一特殊群体和阶层而服务的工具，魅力全无。诗词如此，绘画如此，音乐也是如此。接触天地万物、接触朴素的民间，往往会得到鼓舞和惊喜。在铁板一块死气沉沉的坚固物质上以新锐之力凿开一处裂隙，让光进来。凿开的万物裂痕，皆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细想东汉没落文人，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思念，自我的夙愿，他们也有着未酬的凌云之志，有着改变现状的理想抱负。悲哀的是，同一个时代里，人们说着不同的辞藻，被华丽丽的赋，隔成了不同的人群。
关于“隔”与“不隔”，关于语言的区隔，不得不提及一则巴别塔的故事。
巴别塔，又名通天塔。
据《圣经》中记载，起初，天下人都有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口音。诺亚子孙越拉越多，向东迁移，来到古巴比伦的附近——一带平原，就定居了下来。一天，人们商议，建造一处通天的塔，以抵达天界。由于大家语言相通，巴比伦城迅速筑起来，繁华美丽，眼看它耸云端……
这一举措，惊动了耶和华。他得知后非常生气，因为人类并不相信他们曾经的誓言。于是耶和华就令人们说不同的语言，彼此无法沟通。自然而然，巴别塔就再也无法竣工，永远未完成。
在东西文明的起初，人们都竭尽全力为各种未命名之事找到合理的言说之词。
在巴别塔的故事里，渴望登天的人类因为莽撞触犯了神明，得到了“语言区隔”的惩罚。
在写出《古诗十九首》的那个年代，多少人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区隔”的陷阱中，把这些语言之隔作为标榜，以此为荣。
如今的消费时代里，名牌LOGO成为了区隔你我的辅助语言。互联网原住民那里，网络语言也同样区隔着代际，区隔现实与二次元。人们深陷在密密麻麻的小巢中，自满又自足。
不过，那群写出《古诗十九首》的文人，早早诊断出了这些陷阱和窠臼。
他们只说个人的悲苦，只言自我的忧伤。他们的弦上乐、心中曲，只会奏给知音听。他们“但伤知音稀”，落笔而书成了一则则动人的故事，故事在诉说着一个共同的相思主题——“我孤独地思念着你”……
撰稿 | 李峥
校对 | 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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