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激荡三十年》—— 吴晓波
1981年,中国报纸上出现率最高的两个词汇是“三产”和“停薪留职”。
所谓“三产”,就是国营企业在主业受阻后,开展的自救式商业行动,譬如,把原来的工厂围墙敲掉,租给个体户开店,或者把闲置的卡车组织起来,搞一个运输公司,再或者,厂长们利用各自的门道,去搞一些贸易性生意。
对“三产”的积极提倡,从日后的实践来看,无疑是一个后遗症很大的权宜之计。它不可能解决国有企业已有的效率低下难题,反而倒像是把最需要解决的困难(比如提高企业的劳动效率、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等)放到一边,国营企业因此逐渐失去它们在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优势。通过“三产”和“停薪留职”所带来的人员分流固然可以让迫在眉睫的冗员难题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却从根本上造成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人心涣散,没有人愿意再老老实实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企业的核心能力被轻易地放弃在一边。所有的人在八小时内懒懒散散,下班之后却如鱼入水,十分活跃。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工作单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进取心,懒惰怠慢,要睡三小时的午觉。但在家里,这些人却会忙于养鸡或制造家具或其他工艺,以留做自用或出售给朋友和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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