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宇”就是空间存在，“宙”就是时间存在。
在古人看来，宇和宙是互相依存的，不是单独存在的，宇中又宙，宙中有宇，是古人非常恒定的观念。时间虽然难以“落于言诠”，所以常常借空间观念来表示时间，比如，“往日、来年、前朝、远世”；现在人们比喻时光的宝贵和短暂常用“分明”、“寸阴”等词语，“分”和“寸”实际上也是一种空间观念。
中国古人较少单独地抽象地去论时空，他们笔下的时空往往是对人生的一种衬托。他们重点是在讲人生，人在天地之间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他们最关心的。诸如天地之广远、时间之无穷、人生之渺小、生命之短暂，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话题。
中国古人对宇宙的观察方式是仰观俯察，是在平和与静谧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观察自然时不大容易产生康德讲的崇高感，那种在巨大的自然物的压抑下形成的惊惧感和恐惧感。中国人多时借仰观俯察、周流回环的方式，以一种平和的态度、静谧的态度去观照自然的。
苏轼：俯视江汉流，仰视浮云翔；曹丕：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植：俯降千仞，仰等天阻；何敬祖：仰视垣上草，俯察阶下露；谢灵运：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
由此看来，时空、宇宙与人生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人是在对外在宇宙的静观默赏和反省回味中感到了自身与外物的不可比拟，这里不乏孤独悲凉，不乏恐畏自怜，却没有西方人那种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和自然对人的巨大压抑，其感觉大都市通过仰观俯察方式在静默状态中体悟出来的，因而就来得特别的深长、沉重。
大体来说，唐代诗人表现空间的时候比较习惯于用“千里”、“万里”、“天地”、“乾坤”、
“长空”、“沧海”等比较宏阔的词语，借以拉大时空的距离，扩大表现的领域，同时也提升诗境。
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中唐诗人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沈德潜《唐诗别裁》认为这个“万里”用得与实际不太符合：戴叔伦的家在金坛，他现在来到石头驿，其间的距离并不很远，可以用“百里”；但“百里”一用，那个空间距离马上就大大缩小，诗的气势、蕴涵及所表现的感情，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沈德潜讲的是物理空间距离，而戴叔伦表现的是心理空间距离。
与空间表现相比，时间表现在中国文人这里有着更为悠久的传统和更为浓厚的积淀。一般文人习惯由己观物，物我反照，在外物中感知生命的流逝，最后把生命和外物打通，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方式。就其所用物象或意向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流水是表现时间的最佳对象物。《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几个字至少包含三层意义：奔腾急速的流水日夜不息，一去不返，正有如时间的倏忽飘逝，一往不复；流水无穷无尽，前水虽逝，后水继来，正如时间的无始无终，不可竭止；流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细流涓涓，或奔腾汹涌，终至归入大海，正如人的生命行程，在经历了种种悲欢磨难之后，最后都要归于消亡。这是流水与时间、生命的相似点，孔子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寥寥九字，便将其内在意蕴深刻地展示出来。在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中，生命东西最为宝贵？时间和生命。也只有时间和生命是不可逆的，这种不可逆，就像逝川的不可倒流；而流水和时间是永恒的，这种永恒又恰恰比照出生命的短暂。这就是人生与流水、时间的一种相对待的关系。孔融《论盛孝章书》：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这里的“不居”、“如流”，正是“逝者如斯夫”的同义反复；而“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则应该是当年孔子观流水而兴叹却没有明白说出来的人生感喟。在这里，孔融进一步把流水和人生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从孔夫子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后，以流水喻时间几乎成了中国文人的一种思维定式，而它最后的旨归无不落实到人生和生命。
阮籍《咏怀》其三十二首：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无不留。
陆机《叹逝赋》：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它将流水之滔滔与人生旅程之匆匆糅合得相当紧密。
张九龄《登荆州城望江》：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终始。经阅几世人，复叹谁家子。
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李瑞《忆故山赠司空曙》：年如流水日常催。
殷尧藩《江行》：年光流不尽，东去水声长。
韩淙《暮春浐水送别》：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
这些诗例，“年光”、“古今”、“白发”与原本形容水的流动的“流”字加以关合，不仅一再强化了“水”与“时”的相似性关联，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时间内在的文化蕴含。后来李煜《乌夜啼》“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更将流水之喻推导向悲恨之绵延、古今之兴替。所有这些，既含有始作俑者的强大影响，也不无历代作者在观照自然时所受到的外物感发和经验表述，二者相辅相成，内外结合，遂形成民族文化之于时间一点上的深层积淀，表现在文学中，便是“莫非涵流光于流波，溶逝景于逝水”的独特景观。
落花意象最易于令人联想到青春的消逝、生命的陨落。初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是写落花的名作，尤其是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脍炙人口。据说作者的舅舅宋之问甚爱此联，“知其未传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就全诗来看，作者全力表现的是人对外物的观照以及由物反观自我而形成的一种人生感悟，其中渗透了极强烈的时间意识。从洛阳城东桃李花的飘落，联系到洛阳女子美好容颜的不能持久，又由洛阳女子“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的深长叹息，联想到松柏为薪、桑田成海这样一种古今变化，联想到从红颜到白头翁这样一种人生改易，不禁悲从中来，感慨系之。落花，在这里既代表着美的陨落，又是引发人生悲慨的触媒，而从根本上说，落花就是时间的象征。整首诗感伤中暗喻着一种哲理、一种启悟，就是时间对生命的穿透力和破坏性，这是非常深刻的。以落花的意象，以人对落花的观照，表现出时间对人生、对生命的那种穿透力、破坏性，令人读后，受到一种刹那间的心灵的冲击和震撼。
与落花相似，秋风、秋草、秋叶等与“秋”相关联的意象也常被用来表现时间的运行，以及人们对生命衰变的悲感。
中国古代有着很久远的悲秋传统，中国文人有着极身后的悲秋意识。四季的自然物和人的生命有着一种异质同构性，春是萌生的季节，夏是生长的季节，秋就到了衰落的季节，冬则变成了死亡的季节。虽然植物到了冬天就会死亡，但是到了春天还会再生；但是人就不一样了，人的童年、青年、中年、老年就好比四季，二者的外在形态有相似性，但人生是一次性的，是不可重复的。当人们在观照外物时发现了自身生命这种不可重复的事实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种悲哀，而这种悲哀在对衰落季节的观照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宋玉开悲秋之先河，《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汉乐府：“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自此之后，类似的歌咏不绝如缕，整个文学史涌动着悲秋声浪的强大旋律。
悲秋与伤春是同时存在的。春较温润，属阴性；秋较燥烈，属阳性。所以古人往往将春于女性相关联，把秋与男士相关联，清人黄景仁《对月感怀》说：“秋士霜前草，春人镜里花，看来俱有尽，终古一长嗟。”
对人来说，时间意识是形成人生一次性自我感觉的根源。因而，在人生一次性被强烈意识到的情况下，时间感也才能被强烈地意识到。有如夕阳与朝阳、落花与开花、落叶与萌芽的对比，只有在某个特定时间性事象（时间性认识单位）的终结部分，人才易于感受到更鲜明的时间性。这基本上与这种一次性的心理构造有关。准此，则在“春——夏——秋——冬”的词序中意识到“一年”或“四季”这种代表性的时间单位方面，相比起春，不能不认为秋更易于令人感受到鲜明的时间性。
由于悲秋近乎男士的专利，而在悲秋的同时总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生命感怀，所以在唐诗特别是中晚唐诗中涌现了大量悲秋的诗篇。市人们受传统的感发，似乎已形成了一种定向的联想：到了秋天，就想到了衰落，想到了生命。
悲秋的内涵相当丰厚，它既与人的生命形态、心理形态相关，也与作者所处社会、时代相关。由此形成人生之秋、社会之秋、时代之秋等多个不同的层面，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色彩清冷、画面幽寂的悲秋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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